结实的皮箱蒙满灰尘、依然能灵活开启的搭扣、斑驳的标签……日前，一个陈旧的药箱在北京举行的《奥运长征文物展》中首次对公众展出，顿时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目光，而这个宝贝就是“1936年奥运药箱”。70年前它曾跟随首次正式组团的中国代表队参加了第11届柏林奥运会。

　　“五环”标志 彰显药箱珍贵身份

　　药箱上的3处遗留标志表明了它的尊贵身份：中华China五环11届柏林奥运标志、柏林至意大利火车托运单和意大利至上海轮船托运单至今还依然清晰可辨。

因此，这只“奥运药箱”不但成为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实物见证，更为中国在奥运史上留下的真实记录。

　　尽管风雨70年，药箱却至今几乎完整无缺，打开药箱时几个搭扣弹出的声音依然清脆响亮。药箱里面和现在的药箱设计一样，分为三层，在最上面的一层里，放置着十几个小玻璃瓶，它们与药箱一样有着70岁的历史，却连摆放的位置也几乎没动。

　　药箱主人原是篮球教练

　　这个“奥运药箱”的真正主人，就是在中国的体育历史上赫赫有名、曾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田径和篮球教练———舒鸿先生。

　　“别人一直以为我的父亲是当时中国奥运代表团的随队医生，其实他真正的身份是田径和篮球教练。”舒鸿的儿子、现已近80高龄的舒昌荣老人操着浓重的杭州口音介绍说。原来，舒鸿在1919年就进入美国春田大学读书，而这所大学是篮球的摇篮，篮球发明人奈史密斯就在这所学校任教，并亲自带领校篮球队。“父亲在上海读中学时就喜欢篮球。”舒昌荣回忆说，父亲进了春田大学后，不久就被奈史密斯吸收进校篮球队。虽然舒鸿在人高马大的美国大学生球队中个子不高，但灵活性好，弹跳力强，是队里的灵魂，奈史密斯很喜欢他。在美国，舒鸿大学毕业后用两年的时间获得了卫生学硕士学位，对运动医学也颇有研究。舒鸿在1925年毕业回国后，任教于杭州的之江大学体育系，设计并主持修建了杭州第一个游泳池———之江大学游泳池。

　　柏林奥运会的 “奥运篮球第一哨”

　　舒鸿对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他真正成名却还是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当年，舒鸿除了担任中国队的教练外，还同时担任了第11届柏林奥运会篮球决赛裁判（美国对加拿大）。就是在这场奥运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篮球比赛上，舒鸿以自己准确的判罚被誉为“奥运篮球第一哨”。

　　“送父亲去参加奥运会时我只有10岁。”至今舒昌荣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作为教练员的父亲住在去柏林的船上一个三人间里，随身就带着这个从上海买的急救箱。

　　 在柏林奥运会首次进行的篮球正式比赛中，经过数十场比赛后，美国队与加拿大队争夺冠、亚军。篮球决赛本来安排的是德国裁判，但因篮球刚刚传入欧洲，都说德国人的技术水平太差，最后在篮球发明者美国的詹姆斯·奈史密斯推荐下，已经被淘汰的中国队教练舒鸿被双方同意来做这场比赛的裁判。最后，他不知疲倦的灵活跑位、果敢利落的判罚，使得比赛双方都对他的执法表示满意。

　　中国首批国际裁判　都是业余工作

　　“其实父亲能当这场球赛的裁判并不是什么偶然，这还要得益于他为中国人做裁判作出的努力。”舒昌荣介绍说，父亲1928年拿到了国际裁判资格证书。在这之前还没有中国人当上篮球裁判。当时担任中华运动会会长的舒鸿提出要由中国人做裁判，但没想到得到的答复是中国人体质差，不能做裁判。于是舒鸿将官司打到美国裁判会上，最后美国人决定采用考试的办法优胜劣汰。舒昌荣说，“当时中国派出4名选手参加，美国派出5名。最后，4名中国考生都在80分以上，而美国只有一人及格。于是，父亲就拿到了第一批国际裁判资格证书。”

　　在当时，中国的裁判大多是业余工作。1928年取得第一批国际裁判证的中国裁判共有4个人，分别是乐秀荣、蒋湘青、吴帮伟和舒鸿，都是兼职做裁判。

　　“奥运药箱”　北京展示启迪后人

　　在抗战爆发后，“奥运药箱”作为舒昌荣一家的行李一直跟随浙江大学西迁，一路经过江西、广西，抵达贵州遵义。药箱一直由家人保留着，后来在浙大体育系的陈列室展示。如今这个奥运药箱又被民国体育藏品收藏者赵晓凯收藏。

　　“当年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物品留下已经不多，这个药箱放在家里一直默默无闻。”舒昌荣表示，将这个药箱拿到北京展示也许更有意义。

　　而现在的收藏者赵晓凯表示：“这个‘药箱’是属于中国的无价之宝。更希望有机会将它送到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展出，向世界见证中国的奥运历程。”

　　文/本报记者 黄涛 郭静

　　摄影/本报记者 张雷

　　

(责任编辑：小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