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文190公分,一看上去便是标准的运动员“坯子”。年少时，他做过专业的运动员，后来转行

　　成了资深的体育类节目主持人，近几年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更高的人生台阶――作好《各就各位》的制片人。

　　张忠文说：“０７年的五．一期间，我们《各就各位》将参加由央视等多家电视媒体共同打造的五一七天大型直播盛典――挑战群英会。届时每晚的２１点３０分，人们都会看到我们选送的挑战项目。北京地区我们是唯一受邀请的节目组。”张忠文充分地肯定着自己节目的成绩，语气里也充满了对自己这些年走过的“制片人”道路的无限感慨。

　　为了摆脱娘娘腔的称号，他选择“野蛮其体魄”

　　张忠文59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军区大院里,父母都是国防科工委搞科研的军人，他说“我们就是穿着绿军装长大的，绿帽子、绿书包，从小就没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当时最大的奢望就是去老莫吃顿西餐。我们骑着自行车，带着大口罩去北海茬冰，我们就是那个时代的那拨人。”他觉得在大院里的成长经历就是一个立志的过程，“大院的孩子会比较倔强，毕竟父母都是军人，总是要遗传一些品质，比如做事一定要做到最好，哪怕是打架或者去偷东西呢。”

　　张忠文是叛逆的，从小

　　他的成长就与父母的期望“别”着一股劲，后来的许多事例也不断证明父母的反对从来没有能“扭”得过他的选择。小学开始，老师对张忠文的评价就是“五官端正，做姿优美”，他天生又是个表现欲极强的人，在学校里很快就成了一棵文体的“好苗子”。芭蕾舞团来学校挑学生，只要一男一女，男的就挑中了他, 但是受到爷爷成分不好的牵连，他的资格被取消了。后来还有一次是电影学院来招个小演员，他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落选了。这样的挫折并没有打消他“自骄、自傲”的品质，他依旧是学校的文艺骨干，成天忙于唱歌跳舞。一次在初中打架时，有同学讥笑他是“娘娘腔”,张忠文倔强好胜的劲头上来了，他决定做件180度大转变的事情：１３岁时，他从事起了“野蛮其体魄”的行业――体育。他父母却极其不赞成他搞这个,他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天赋一路从业余体校干到了北京田径队，他跳高的成绩也从海淀区冠军一路标高到了全国性比赛第三的水平。

　　正当父母逐渐接受他“运动员”身份的时候，张忠文却提出要“考大学”的新想法。那个时候他只能算是个体育特长生，文化课的“本钱”的确不多，基本上是初一初二的水平，他甚至说“英语连ＡＢＣＤ都不会，数学连乘除法都不会”。就是这样的张忠文心气依旧很高，第一年他报考了北京大学法律系。他父亲在家里弄了块小黑板，每天晚上开始给他授课，张忠文下了个狠心，决定用四年的时间考上大学，因为那时高考年龄的上限是２４岁。第一年，他果然落第了，离普通学校及格线还差３７分。父亲盛怒之下将他哄出了家门，无家可归的他住在了一位老师的家中，开始了艰苦的复读生涯，他说：“复读的滋味是很难受的。”每天他都回到母校，坐在最后一排和学弟学妹们一起听高中的课程，他决定不考上大学就绝不回家。又一年的辛苦，21岁的张忠文幸福地一下收到了三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提前完成了心愿。他斟酌再三决定去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就读。

　　大学期间，他认识到自己多年体育生涯的珍贵性，他决定在体育主持的这条路上走下去，当时宋世雄、张知成了他渴望学习的偶像。转眼四年毕业到来了，他又作出了与父母大相径庭的决议。

　　“我考虑到北京可干的地方少，央视不好进，进去了也有很多大腕在那立着，根本就没有张嘴的机会。” 当时，他一门心思就想作解说，谁给他机会，他就去那。于是在尝试了去天津、上海等地电视台的努力后，他决定破釜沉舟去广东电视台，这个最有力于他成长的地方，他当时都没有考虑还要回来的问题，“等于是户口本也不要了，和父母也几乎快断绝关系了。”

　　父亲在火车站为他送别的画面，张忠文现在还清楚的记得：当时，他身上只揣了广东台发给他的３５０元钱，父亲告诉他“母亲还在生你的气，所以没有来”，然后父亲送给了他一个让他至今都不能理解其深意的东西――一盘军用的打背包的宽带。

　　就这样张忠文背井离乡的来到了广东，开始住进他人生道路上真正的“工棚”。“地上都是老鼠屎，当我离开的时候，木板底下又生了好几窝的小老鼠了。”然后他在男生宿舍搁出来的小屋里结了婚，过起了《结婚十年》那样的日子，“屋顶上面就是一个吊扇，整个楼里没有公共厕所，要到马路对面去上厕所。早上起来，就象北京的筒子楼一样，一水的全都是公共水龙头，在广东天气热的时候，这种日子的确很要命。”广东也有叫他满意的地方，工作上他很快得心应手起来。那时，广东是祖国改革开放的大前沿，机器设备都提前现代化了，天气也多是暖气候，每天几乎都有赛事，电视台体育直播几乎天天进行，而且他普通话的优势也逐渐显现出来，很快“大强度”的工作量使他作为一个新的体育类电视人成长起来了。

　　在广东电视台发展顺舟顺水的时候，他分到了房子，工作都稳定了，该有的都有了，张忠文的父母甚至希望在广东养老了，在北京却开起了第十一届“亚运会”。张忠文在北京台实习报道了一阵之后，他开始琢磨回北京发展的事情了，父母又开始了新一轮的 “不理解”，但是谁也无法改变他的选择。

　　足球“解说门”让他至今弄不懂

　　张忠文一直钟爱体育解说，至今仍热情不减。但是他热爱的行当也让他受伤很深。

　　刚到北京台的时候，很多观众不接受他，觉得他长的 “文艺气息” 过于浓厚，根本不适合作体育主持。他只好多次不断在报纸、电视上解释自己曾经的运动员背景，但是观众仍然挑剔他，就是不买帐。甚至有个观众写了封信指责他，说他一分钟能眨３９次眼睛。

　　他长期以来希望给自己的解说注入某种激情和活力，不希望按部就班的平铺直叙。但他每每个性化的尝试，都要招来各种骂声和批评，一度他成了北京地区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体育解说员。在９７、９８年，他的“解说门”事件逐渐到了高潮。由于他解说甲Ａ足球联赛时，在比赛开始和结束的时候采用了即兴唐诗的方法来阐述，他收到了三个麻袋的批评信，“甚至上吊绳都寄来了”。总编把所有的节目停下来，要求审查他的节目，结果领导认为只是解说风格引起的争议而已，但是张忠文却决定以后不再“说足球”了。“中国足球本身始终停滞不前；足球解说，在中国难以抒发个人感情。比如中国足球这么一场球，你怎么把他评的精彩，或者说评得让内行外行都高兴，这太难了，我想最后听别人骂是最合适的？”

　　现在，张忠文仍在CBA联赛等各种比赛上作着解说，他希望坚持到08年后一直做下去，他认为解说的行当是不受年龄限制的。但是他说：“我现在还是有点没弄懂这个事情，我始终认为解说就要有个性，但是目前社会不允许有个性，按说应该象唱歌一样，可以有各种唱法，但是词是一样的：黄建翔这样的在外国太司空见惯了，在中国就得下课。”

　　当制片人就有的“莫名其妙”的官司

　　03年，张忠文开始转行，作起了《各就各位》的制片人，迈上了他人生道路的又一个台阶。他认为

　　“主持人是公子哥，我作了十多年的公子哥，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制片人就相当于大家长，什么都要管，房租、员工工资、收视率．．．．．处处都要考虑到。我作制片人就是想看看自己到底能承受多少东西。”

　　目前，《各就各位》的收视状况始终是上扬的，所以张忠文坚信自己的栏目会越来越“站得住”。但是，回忆起他最初作制片人的日子，他说：“头3年，没坚持住，死在里面就真的死在里面了，都没人能救你。”然后他瞥见了桌子上的香烟，继续说到：“98年的时候都戒了，筹备《各就各位》的时候又拣起来了。”

　　节目初期，张忠文受到了很多的压力和不公平的待遇，也交了不少的学费，走过不少的弯路。他说他耗费在《各就各位》上的东西太多了，广告费用跟进不了时，他的节目被叫停3个月；因为《各就各位》，他向父亲、妹妹以及所有的亲戚朋友借过钱，而他以前是个以借钱为耻的人；因为《各就各位》他每年过节手头不会超过1000元；因为《各就各位》，会有许多莫名其妙的广告诈骗案找上他，最高有过10万元的诈骗额；他还因为一次《各就各位》的节目而进过2天的拘留所，和那的民警交上了朋友。

　　张忠文还有一位特殊的朋友，是典当行里认识的。“我2000年买了一辆桑他那２０００，一年贬值１万元，0３年典当值９万，０４年典当值８万，现在再典当就６万了。我清楚的知道我的车价值几何？抵押值多少？因为我3次抵押了它，就是为了《各就各位》能运转。”

　　作为节目制片人的张忠文可以很仔细地和你细数一个节目制作的任何“小帐”，他说“钱”和收视率成了他“心”中的两个挥之不去的痛。“每个星期四是大家要上吊的日子，因为收视率出来了，我们的编导做梦都在梦收视率，完不成任务节目就要被刷下来。”他实在烦了，还会去夜爬香山，登到山顶发泄自己的郁闷和无奈，“下山时候，就可以唱起歌来了。”

　　“我的母亲去世之后，我失去了我唯一的忠实观众”

　　04年，对于张忠文来说是最灰暗的。《各就各位》节目刚起步，然后是婚变，最大的打击还是他母亲的去世。“我一直觉得我的母亲不关心我，但是实际上她一直在以我为荣，她是我唯一的忠实观众，我的那么多节目，哪一个什么时候播出？她天天都去看，我的领带打歪了，领带今天换了颜色，她都知道。”

　　张忠文始终为没有机会真正孝敬母亲一下而遗憾万分。他从广东回到北京，一直忙忙碌碌自己的事业。有一天，他回到家发现母亲走路直发抖，家里人都以为是感冒了，张忠文觉得老人家一定是舍不得买西药，于是他买了很多的“白加黑”，还嘱咐母亲要吃药，然后赶紧好起来。可是后来几天，母亲病情一直没好，送到中医研究院做检查时，已经是癌症晚期了。张忠文说：“就因为这个我一直都烦“白加黑”。”

　　接下来他就天天跑医院，把这辈子的医院都跑了。农历除夕那天，遵照病人不能出院的医嘱，张忠文将一家人的年夜饭摆在了医院附近的一个朋友的家里，“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去二楼有个斜坡，木制的梯子，轮椅到那就上不去了，于是我背起母亲。”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背起母亲。

　　张忠文想到的最坏的打算是母亲可能会瘫痪，他想那我就照顾她一辈子。他母亲最喜欢看他的节目，那些日子他就坚持尽量录制节目，继续出现在电视机里，他知道母亲一定在看他的节目，可是同母亲的最后一别很快就到来了。那天，他录完体育新闻已经很晚了，没有来得及卸妆，西装笔挺地到了医院，母亲看着他说：“家家，今天真帅，这衣服真好看。”因为他母亲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在录制现场什么样子，那是母亲第一次亲见他工作时的形象。然后，母亲就再也睁不了眼，吃不了东西，看不了他的节目了，没多久母亲便去世了。

　　“对母亲的依恋，从叛逆心理到浪子回头金不换的这种东西我觉得在我的身上体现的太深刻的。她走的时候才64岁，要是大家公平一些，活到70、80岁，我们还有机会能多孝敬一些。所以直到现在我也觉得我再也没有忠实的观众了。现在每到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还会去母亲的坟前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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