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非物质”到“非物质经济”

    搜狐体育讯 恩格斯说过，每一次重要的观念革新都必然会伴随有术语的革命。

　　近年来人文学界最热衷的新术语莫过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在它的背后隐约呈现出一场在全球范围内方兴未艾的知识观的变革运动。这场运动的性质和影响的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因而需要人文学者给予高度关注。

　　对于“非物质遗产”这个术语以及相关的“无形遗产”等术语的执着热情，已经充分体现在新老学者在短时期内围绕这些概念撰写出的大量文章之中。此类论文的发表数量正在呈现出与日俱增之势。从目前情况看，如果大家的关注焦点都是变动中的新名词（从“无形文化遗产”，到“口传与非物质遗产”，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词义诠释，而且没有一种更加有效地俯视性的诠释角度和方略，那么或许会有钻入语词概念牛角尖而不自知的可能。笔者希望拓宽视野，从当今世界上非物质经济时代正在取代物质经济时代的重大变革中，还原出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一系列官方话语所由产生的现实语境，从而对这些与时俱进的后现代新观念的理解，提供历史背景的和理论系谱学的关照视野。

　　首先，20世纪后期勃兴的对文化遗产（包括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的关注，与后现代、后殖民的文化自觉密切相关。诚如全球化理论家罗伯森从社会学立场上所指出的：对文化问题的关注是当代社会学的反身性（reflexivity）增强的一种表现。“成熟的现代性不利于对文化问题的关注，而通常被诊断为后现代性——或者说后现代主义——的东西则促进了这种关注。”[1] 如果说以后殖民主义批判思潮为基础的后现代社会科学的反身性是催生文化自觉和文化遗产自觉的重要动因，那么“非物质”这样的概念也必须还原到后现代性的语境中去理解。

　　“非物质”的概念其实并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的措词之专利，它首先作为后现代的新术语而用在与“文化遗产”无关的另外场合。比如，1985年3月，法国著名的后现代理论家利奥塔在巴黎的蓬皮杜国家艺术和文化中心发起一次展览会，有意识地命名为“非物质”（Les Immateriaux）。在利奥塔为此次展览所撰写的构思大纲中，可以找到他对这个新词的理解：

　　现代性传统中，人与物质的关系已经由笛卡儿的征服和占有自然的规划所固定。一种自由意志把自身的目标强加于特定的自然元素之上，使其脱离自身的自然轨道。

　　“非物质是否改变了人与物质的关系？——即由现代性传统所固定的关系，由征服和占有自然的笛卡儿的变化规则所固定的关系。……“非物质”对于一个规划来说意指一种不再是实物的物质；对于“人”来说，它揭示了一种可与自身的分解相比较的分解。这些“非物质”大多产生于电脑和电子技术科学，或至少产生于使用电子技术科学之方法的技术。

　　在利奥塔那里，对现代性的失望与反叛正是后现代价值观登场的前提，这也就是提出“非物质”这个概念的特定语境。他说：

　　18世纪末，欧洲和美洲以自由和道德启蒙的名义声称把光明、法律和财富传遍人类世界。200年的杀戮以及国内、国际和世界大战之后，我们现在开始为这种傲慢悲悼。至少在背景的布置上，“非物质”远距离地呼应了这一睿智的忧郁。

　　如此看来，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者所创意的这次题名为“非物质”的展览会，其初衷是要唤起人们对现代性危机的警觉和对后现代状况的反思。如何纠正由现代性所塑造出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征服与劫取的不正常关系，是利奥塔提出“非物质”这个术语的潜台词。与利奥塔同时代的另一位法国学者鲍德里亚，也许是迄今为止对后现代的符号经济即非物质经济做出最透彻分析与批判的一位，有人将他奉为后现代主义的教父，盖非偶然。

　　鲍德里亚认为，20世纪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提出了为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改造升级的需要。改造的关键是在已有的政治经济学维度之上，再增加一个文化的和符号学的维度。鲍德里亚的“符号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解当代社会的前所未有特征提供了及时的理论视角：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把人类的多数带入消费社会。消费社会与以往社会的不同特点就是，在传统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外，集中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他提出，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组织原则是不同的，前者的关键词是“生产”，而后者的关键词变成了“仿真”。在生产的逻辑支配下，社会组织的最大功效就在于强化物质劳动及其产品本身。在仿真的逻辑支配下，社会组织的性质转向非物质劳动的符号开发层面，也就是今人所说的追求产品文化附加值。鲍德里亚在其早期著作中以非常激进的态度宣告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终结，马克思问题群的终结，劳动的终结，生产的终结以及现代性本身的终结。取而代之的后现代性则预示了一个仿真的时代到来，围绕着知识增值的社会复制成为取代物质生产的主要力量。“符号和编码繁衍并产生了其他的符号和新的符号机器。技术因此在这个故事中取代了资本，符号制造术（semiurgy），即形象、信息、符号的繁衍遮盖了生产。”在比鲍德里亚年长一代的法国批判性的理论先驱福柯那里，主体已经死亡过一次了。现在，在鲍德里亚所透视的后现代社会中，由于个体逃离“真实的沙漠”，为的是追求超真实的狂热和由电脑、媒介以及技术经验构成的新领域，人们再次看到主体消逝的另一种奇特景观：

　　后现代世界也是一个超真实（hyperreality）的世界，在其中，娱乐、信息和通信技术所提供的经历比乏味的日常生活景象更紧张，也更诱人。超真实的领域（例如现实的媒介仿真、迪斯尼乐园和其他的娱乐公园、商业区和消费天堂，电视体育运动和其他向着理想世界的旅行）比真实更为真实，凭借着这些，超真实的模型、形象和编码得以控制思想和行为。然而限定本身在这个非线形的世界中也是不确定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中，人们所处的情况是，个体面对着压倒一切的形象、编码和模型的浪潮，它们其中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塑造一个个体的思想或行为。

　　而无论是符号世界的仿真，还是超真实性，它们的价值就在于象征性。符号价值是商品的信息价值，卡尼曼称其为体验效用。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传统经济学家只承认商品具有二重属性，对以“信息、体验、符号”为特征的这第三重属性，还没足够的认识。虽然商品的象征价值一直存在，但是只是到了当代消费社会中，这种符号价值才被全面开发和无限放大，以此来建构商品差异性并制造需求，在消费者群体之中培育和诱导一种类似宗教迷狂和艺术追星的消费痴迷。消费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单纯的使用被使用的关系，而是增加了情感的、信任的、文化认同的多重内涵。所有这些都是产品的物质元素本身所没有的，是被消费文化打造出来的附加的价值，因而也是非物质的。

　　同注重生产的物质经济不同，在追求文化附加值的符号经济中，与整体消费行为相联系的不再是简单的经济实力，而是与文化密切相关的各类消费新概念。新的消费概念和消费模式更加关注的是消费现象的表征，而不是某种经济实力背景。所以在当代社会，不是消费决定文化，而是文化引导消费，表象化的消费造就了一种符号化的经济模式。符号文化从多个方面引导消费，比如对特定消费品的概念包装，对消费所需氛围的营造，对消费的意识形态渲染，为消费者树立生活的偶像。文学研究中关于神话原型的知识，成为通向符号经济最便捷的门径。由于神话原型的心理能量被有效的激活开发，符号具有了非同寻常的魔力。符号可以给平淡无奇的商品赋予深厚的意义。形象则被用来重新界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符号经济正是利用非物质的文化价值的大开发，实现了由符号向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

(责任编辑：小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