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教堂

　　北京教堂是指在中国北京的基督教教堂。基督教在北京属于外来宗教，教堂的数量远远不及佛教和道教的寺院宫观，但北京教堂大多是建筑精美的历史建筑，有着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1930年代为北京教堂全盛时期，北京全境有教堂愈80座，此外还有大量由教会设立的中学、大学、医院、图书馆等具有基督教文化特色的建筑。

　　天主教堂

　　北京天主教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大都时期，来自欧洲的罗马天主教方济各会修士孟高维诺于1294年在北京修建了第一所天主教堂，此后，天主教得到元朝皇帝的宽容，在北京建立了许多教堂。元代传入中国的天主教被称为也里可温教，在组织形态上借鉴了佛教的一些做法，这些也里可温教堂大多被称作寺，采用中土佛教建筑常用的建筑形式，其风格与欧洲本土的教堂迥异其趣。元代天主教在中国以社会上层为主要发展对象，因而信徒主要是居于统治地位的蒙古人和色目人，汉人信教者极少，因而1368年元朝灭亡后，也里可温教也从中国销声匿迹，其修建的教堂大多改作他用，存留下来的极少。目前北京仅有门头沟区后桑峪村天主堂一所教堂是元代所建，该教堂也是北京地区现存最古老的教堂。

　　明万历年间，以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传教士经由澳门再次进入中国，万历三十三年利玛窦获准在宣武门内兴建天主教堂，这就是民间俗称的南堂，宣武门天主堂也是时隔300年后在北京出现的第一所天主教堂。

　　自从利马窦之后，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非常迅速。50年后的顺治十二年，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斯文准在王府井修建东堂,康熙三十二年在西安门内蚕池口建成北堂，雍正元年罗马教廷传信部传教士德理格在西直门修建西堂，至此，在经历了一百年时间后，北京的天主教四大教堂全部建成了，至今这四所教堂仍然是北京最大的四所天主教堂，除了四大教堂之外，明末清初期间天主教会还在北京西郊阜城门外的滕公栅栏兴建了教会墓地，这里后来发展成为马尾沟教堂。

　　早期天主教堂在北京的建设非常低调和本土化，例如北京市区最早的天主教堂——南堂在建设之初是一座中式四合院，仅仅在一些主要建筑上装饰有十字架等宗教标志；王府井的东堂建设之初也是由民房改建，在建筑风格上与周围的中国传统建筑别无二致。

　　北堂的石狮子与圣像自从清顺治年间开始，天主教会开始在北京大规模兴建教堂，顺治七年，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改建南堂，新建的宣武门天主堂采用当时欧洲流行的巴洛克风格，高大宏伟，与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完全不同，成为北京城市中一处特异的景观。此后东堂改建为罗马穹顶风格的建筑，新建的北堂和西堂则均采用哥特式风格。此间北京兴建的教堂建筑风格上大多与欧洲同步，采用时下欧洲流行的建筑风格，北京其他的建筑形成极其鲜明的反差，另一方面这些教堂建筑的一些细节处理又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风格，比如北堂的建筑由一圈汉白玉石栏围绕，柱顶的石狮子与基督教圣像和谐共处，风格特异。

　　由于天主教禁止中国信徒祭拜孔子和祖先，自康熙年间开始，中国禁止天主教公开传教，许多教堂被官方没收，包括东堂、南堂等都被没收拆除。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根据中国与英法两国的条约，清政府发还了没收的教堂，不久各教堂获得重建，重建后的教堂大多沿袭了原有的建筑形制。

　　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再次给北京的各教堂造成严重破坏，除了北堂之外北京几乎所有的教堂都被义和团捣毁，而发生在西什库天主堂（即北堂）长达两个月的攻防战也成为义和团运动中最终要的事件之一。

　　1901年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在此之后，天主教等基督教流派加速进入中国的脚步，陆续建成了东交民巷天主堂、南岗子天主堂等教堂，在1910年代的北京掀起了一个建设教堂的高潮，这一期间所建设的教堂，规模没有老四堂大，建筑风格也逐渐向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偏移，较之以前的建筑，这一时期的教堂建筑与天主教本身一样，都更加本土化了。

　　新教教堂

　　缸瓦市教堂内的宗教活动新教进入中国的时间较天主教要完一些，但是进入中国之后，尤其是在1860年之后发展迅速。嘉庆十二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进入中国，清道光十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进入中国，从此开启了新教在中国的传播。1870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崇文门建立了北京第一所新教教堂亚斯立堂（又名崇文门教堂）。亚斯立堂建筑属于美国现代折衷主义风格，内部设施豪华先进，曾经是北京最大的新教教堂。

　　亚斯利堂之后，新教在北京的教堂建设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01年《辛丑条约》之后，掀起了一波建筑教堂的高潮，这一时期建筑的教堂，规模大多较小，建筑风格也趋同于中国本土建筑，其中尤其值得提出的是1907年在佟麟阁路的中华圣公会救主堂，这所教堂是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建立的，其建筑风格特异，教堂的建筑平面是常见的双十字形，但是教堂整体建筑均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屋顶为中国传统的硬山顶，教堂大门开设在南侧山墙上，双十字平面的两个交叉处各自建有一个八角形的亭子作为教堂的钟楼，门前竖有石碑，记述教义。中华圣公会救主堂将中国传统建筑的元素与基督教教义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即突出了其作为教堂的特殊性质，又与周围的民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是基督教建筑与中国传统结合的典范之作，有着很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同一时期建设的八面槽救世军中央堂、协和礼拜堂等教堂也极大程度的融入了中国建筑的元素，本土化是1910年代教堂建筑典型特征。

　　东正教堂

　　东正教是中俄雅克萨之战后随着俄国战俘“阿尔巴津人”一起进入中国的。1710年康熙皇帝特别批准将胡家园胡同的一座关帝庙改建为教堂供阿尔巴津人使用，这就是北馆。北馆建立后不久，俄国本土就向中国派出了东正教北京传道团，从事东正教传教工作和针对中国和西欧的情报搜集工作。由于传道团身兼传教和刺探情报的双重任务，加之东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工作进展不理，东正教在北京乃至中国的发展非常缓慢，直到1960年后才在东交民巷俄国公使馆附近建立了第二所东正教教堂，这就是南馆。此后传道团又利用他们在政治上的便利，用庚子赔款在紧邻北馆的地区建立了另外两所小型教堂。

　　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东正教的两所教堂均毁于战火，后利用庚款重建。

　　1949年之后的北京教堂

　　1949年之后，新政府对中国境内的各教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教会与其海外的母会脱离关系。在此之后，北京的基督教和佛教道教等与马克思主义理念矛盾的宗教一样，无论使教会还是教堂都呈现明显的萎缩趋势，很多教堂以各种方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市政府或其他企事业单位的地产，如马尾沟教堂，被变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西堂变成某工厂的仓库。

　　1958年，中国大陆基督教实行各教派联合礼拜，将信徒集中在少数教堂中，大部分教堂都被“献堂献庙”，“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了。北京市区的基督教（新教）大小教堂大约60座，经过合并，只剩下4座。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教会组织被彻底解散，仅剩的少数教产都被“革命群众”以各种方式没收强占，很多教堂成为工厂、学校的厂房教室，不少建筑和教堂收藏的文物受到严重破坏。

　　198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逐渐恢复教会组织，一些被企事业单位占据的教产被发还教会，老四堂等北京的主要教堂经过整修，重新开门迎接信众。至今，北京尚在使用的天主教教堂共17座，基督教教堂12座，另有20座教堂建筑被占做它用。

(责任编辑：高鸿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