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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中国反兴奋剂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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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成立的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将承载着为北京奥运会保驾护航的作用。中国人在行动着。
11月12日上午，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在北京正式揭牌。19日，中心第一任主任杜利军就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体育画报》：在第三届世界反兴奋剂大会上，一向苛刻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主席庞德用了五分钟对中国反兴奋剂工作进行表扬。
杜利军：我分别在2006年9月和2007年10月两次接待庞德访华。2006年他回去后，在国际上说了很多在我们看来难以接受的话，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些话中，部分是有根据的，如中国政府应加强兴奋剂药品的市场监管，国外运动员在互联网上就可以在中国采购到兴奋剂及兴奋剂原料在中国生产等问题。但他的有些论断却是戴着有色眼镜的，比如指责中国政府是否重视反兴奋剂工作，质疑检测工作是不是严格按程序等，对此我感到很气愤。我从2004年开始参与这个工作，我们是很严肃地来对待这些工作的。
2007年，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再次邀请庞德来访，我们再次阐明了我们的立场、措施，如通过信息产业部进行互联网上的监管，国家药监局颁布了很多新的规定、条例、监管等。我们还请他观看了反兴奋剂实验室。我感觉他本人的立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体育画报》：这一变化也有一半来自于这一年来你们的具体措施？
杜利军：一，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一个包括药监局、海关、公安、体育总局等12个部委在内的反兴奋剂工作协调小组；二，国家体育总局和各省市、各项目管理中心、运动队、教练员和运动员，分级签订工作责任书；三，在本届政府已经不批准成立司局级机构的情况下，国务院中央编制办公室在2007年5月10日特例批准成立“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四，我们围绕高水平运动员进行的检查和检测已经有七八千例了，居世界前列。我们还派检查官到周边地区去执行WADA(世界反兴奋剂协会)下达的兴奋剂检查和检测任务。
《体育画报》：除了检测数量，检测手段科学性方面的情况怎样？
杜利军：我们的实验室1987年成立，1989年正式通过国际奥委会组织的资格考试。这个考试每年一次，由国际奥委会送10个样品，在规定时间内判断出有没有兴奋剂、哪种兴奋剂、超不超标、阳性还是阴性。1999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成立以后，这次考试由一年一次改为一年4次，每次5个样品，一年20例。从1989年考试到现在，在全世界34个实验室中，我们的准确率居前列水平。
2008年，我们承担4500例检测，比雅典奥运会增加20%到30%。到现在为止，我们日常差不多每月600到700例，2008年对我们是个考验。
另外，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公布的药物清单每年都有增加，我们用3000多万元购买最新的兴奋剂检测设备，同时，大力聘请国内外药物检测和分析专家，将人员从目前的20人增加到150人。我们保证：明年凡是国际奥委会有规定的违禁药物，在我们这里是不可能被放过去的。
《体育画报》：应该说，和以前运动医学研究所相比，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更细、更专、更集中。
杜利军：运动医学研究所分三个方面：一是反兴奋剂，二是国家队运动营养膳食的科研保健工作，三是国家队的医疗保障。兴奋剂只是其中一个部分。现在的反兴奋剂中心分六个处室，除两个行政处室外，业务处室有原先的检查和检测，还增加了计划处和宣传教育处。
我们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在刚结束的武汉城市运动会，出现了两例兴奋剂阳性事件，一例是自行车，一例是武术，对我来说刺激很大，看来，兴奋剂问题已经蔓延到了像青少年、学校体育、体育加试、体育院校及普通院校的招生等领域。
《体育画报》：反兴奋剂中心的任务是什么？
杜利军：总体目标是建立从预防到惩处使用兴奋剂行为的一个综合体系。我们的两大任务：确保中国代表团干干净净参加2008年奥运会比赛；执行奥运会时的检查任务。
《体育画报》：作为检测重点的刘翔，一年大概会接受多少次检查？
杜利军：国内、国际两方面加起来，刘翔每年至少接受10次以上的检查。今年我们的检测数量是7500-8000例，其中赛场占60%以上的力度。明年开始到奥运会之前会检测8000例。
《体育画报》：奥运会期间，非北京地区进行的比赛如何进行检测？
杜利军：针对骑师的检查，由我们中心派人去香港取样，然后将样品送到北京检测；针对马匹的检查，由奥组委安排，全部由香港奥马委负责。另外青岛的帆船赛由我们的检查员去该地取样，回到北京实验室进行检测。（奥运特刊实习记者 张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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