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斯汀•加特林曾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男人——可是和很多短跑名将一样,他未能通过一项药检,被判禁赛。可在他之后,也许会有很多服用新型兴奋剂的运动员难以被发现。
李•斯温尼正坐在宾州大学生物系的办公室里,这时,他的电话响了起来。
给他打来电话的是一个运动员,他看到了斯温尼撰写的一篇论文,斯温尼制造了一种力大无穷的老鼠——媒体称之为施瓦辛格老鼠。
斯温尼的实验很简单,但结果却极具戏剧性。他分离出了一种负责制造名为IGF-1蛋白质的基因。对于哺乳动物来说,IGF-1可以加速肌肉生长,帮助肌肉进行修复。当我们剧烈运动后,我们的身体会自然产生出这种物质。可随着我们年岁渐长,这种蛋白质的生成也日渐减少,肌肉随之变得虚弱不堪。斯温尼希望可以找到一种方法,帮助那些年老或发生肌肉萎缩的患者。
于是他将自己的基因植入一种病毒中,注射到老鼠体内,结果每只老鼠的细胞中都携带上了这种基因。接着试验老鼠全都开始大量生成IGF-1,它们长出了强健的二头肌和股肌,这些肌肉比普通老鼠强健了50%。就这样,斯温尼通过修正基因,制造出了一种超级老鼠。
这也正是打电话者的用意,这位短跑运动员想知道,他是否也可以接受同样的实验。不可能,斯温尼介绍,这种制造出施瓦辛格老鼠的技术,还不可以使用在人类身上。我们复杂的免疫系统会阻挡住这种载入他人基因的病毒,也不会自然地生成IGF-1蛋白质。在技术成熟前,还要经过大量实验。
斯温尼对我说:“我觉得自己已经解释得够清楚的了,也跟他详细说明了这种基因疗法如果使用在人体身上,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可那家伙完全听不进去,说完了这么一通后,他回答说好吧,可是能不能把他当成第一个人类实验品,在他身上尽快开始试验?”说到这时,斯温尼耸了耸肩。
在发表论文的那一个星期,斯温尼接到了十几通这样的电话。接下来,几位教练开始对他轮番轰炸,他们想要的显然更多。
“一个美国大学橄榄球队教练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希望我为球队里每个球员都注射这种基因。不过说句公允的话,在我跟他解释清楚,说明这种技术还未在人体身上进行实验后,他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但不是所有教练都像他这么理智,有些教练还是坚持认为,哪怕只有微乎其微的机会,他们还是希望能让自己手下的所有运动员都能接受这种完全不成熟的基因实验。”
对于斯温尼和其他很多基因科学家来说,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一大日益急迫的困境。越来越多的短跑运动员、橄榄球手甚至是赛艇运动员,都开始求助于生物医学,以期提高自己的运动水平。
在过去,运动员通常服用合成代谢类固醇,使得自己变得更强健。
可这类药物很容易被人抓住马脚。所以他们还得搭配着服用诸如利尿剂这种药物来帮助掩饰,但利尿剂本身也可以被检出。2003年,澳洲的板球名将肖恩•沃恩就因检出两种利尿剂而被禁赛1年。基因疗法就不同了,基因可以迅速融入人体的肌肉或骨骼细胞,不可能被检测出来。斯温尼说:“我做这些实验时,有意不让IGF-1流入主动脉,因为我不想让这种东西在病人的血液中循环。后来我才意识到,这种做法可能会影响到病人心肌。不过我从来没有公开谈到这点。可运动员和教练们却注意到了。他们意识到了这种基因疗法几乎不可能被检查得出来。”
对此,彼得•施杰林也有同样的看法,这位哥本哈根肌肉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表示:“伪装的基因也可以生产出蛋白质,这种蛋白质与人体自然生成的没有任何区别,所以在实践中不可能被检测出来。”兰开夏的蒙特福特大学体育系主任西蒙•伊索姆也持同样见解:“不管用意何在,至少从结果上来看,你完全不可能检测发现基因兴奋剂。”
在过去的2 0年里,兴奋剂丑闻不绝于耳。新型兴奋剂的出现,使得形势日益严峻。1999年,国际奥委会将接力棒交给了新成立的国际反兴奋剂组织,自始之后,这个总部设在洛桑和蒙特利尔的机构就一直试图控制禁药使用。但是与此同时,禁药的供给与使用的科技含量也变得越来越高。
以巴尔科实验室案为例,这家公司为运动员们提供的是新型类固醇THG。国际反兴奋剂组织并未对此药进行专门检测,因为没谁知道这种药物。可它的使用却相当广泛,涉嫌使用的运动员包括棒球运动员巴里•邦兹和贝尼托•圣地亚哥,英国短跑运动员钱伯斯、链球运动员约翰•迈克埃文、铅球运动员CJ•亨特。现在反兴奋剂组织确实加强了对THG的检测,可几乎所有人都深信不疑,现在一定有人研制出了其他新型类固醇。在这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战争中,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连基因兴奋剂也参与到了这场战争,谁才会赢得最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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