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兴奋剂中心：样品持枪押送 当面撒尿也能作假

　　本报北京专电 特派记者 陈宏

　　采访完赵健告辞时，顺便跟他打了个招呼，要求拍一下反兴奋剂中心送样室的工作照片，正为打印机卡纸弄得焦头烂额的赵健顺口答应了。从他二楼的办公室到一楼，正拍摄时，他又急匆匆地栏杆上探出了身子：“拍的时候注意一下，别把样品上的字拍进去，不能泄密！”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这个奥运会前后都将备受瞩目的地方，如今已经戒备森严——进门需要凭借证件开条，出来要被访者签字放行；中心大楼门口的场地还没来得及铺地砖，但两个高清晰监控器却早已开始工作；甚至，在进入中心大楼的唯一通道口，还拦着警察的封锁布条。

　　硬件升级 四百多万购进仪器之王

　　见到赵健时，他递过来一张新名片：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2006年采访他时，名片上印的单位，是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虽然只是从老楼搬到了新楼，但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了，”赵健说，“自从去年中心成立以来，我们已经不属于任何体育组织，而是独立的。这是跟国际接轨，在权威性和公正性方面会更强。”

　　“中心”和“委员会”的区别，从最物质的角度来说，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是北京奥运会的指定兴奋剂检查检测机构，为此，中心在硬件上进行了大升级。“除了奥运的各场馆都建设了标准的检查站，中心本部也是花大血本建设了新的研究室，设备从原来的20多台增加到了60多台，另外在奥运会期间还会租用不少设备。”赵健说。

　　在完成升级之前，中国的反兴奋剂检测中心就已经是亚洲最好、世界也名列前茅的机构，如今，对于检测能力，赵健甚至都没法假装谦虚，他只能得意地笑。“这些设备当中，价格最贵的那台高分辨纸谱检测仪，要400多万，堪称仪器之王。”他所说的这个“王”，在目前黑名单上的任何兴奋剂，在它的眼下，都难以逃脱。

　　如今各类国家队在集训、好运北京也刚刚密集上演，中心的检测异常繁忙，“每天都有几十个尿样或者血样的样品送来检测，你刚才经过楼下大堂，应该看到送样室了，他们天天工作。”赵健说，“奥运会上密度将会比这个高很多，高峰期时，一天得检二百多个样品。”

　　软件升级 自己检查证也被吊销

　　在很多项目国家队的集训基地，很多总局管理中心的领导长期驻扎在基地里，他们几乎都告诉过本报记者：“训练主要是教练在抓，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监督他们、防止使用兴奋剂！”而前不久在成都犀浦田径基地，一个并不重要的小比赛，田管中心副主任冯树勇匆匆赶了过去，只是为了跟他们传达总局最新反兴奋剂会议的精神。

　　“他们都不敢懈怠，据我所知，在本届奥运会上要是出兴奋剂的问题，处罚将会空前严厉，”赵健还同意了记者的说法，“就是你说的‘株连’。”

　　在气氛如此凝重的背景下，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也是空前负荷地运转。“我们招了大量的人员，光是兴奋剂检察官就有七八百人，在本部的实验室内，也有150多人在工作！”赵健说，原本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是20余名，“增加了7倍！”

　　大量的新手来自志愿者，但这些志愿者跟普通的志愿者有着很大的区别。“基本都是专业人士。”检察官是各地反兴奋剂机构调来的，他们原本就从事这个行业，另外从各种语言大学招收了一批志愿者，专门负责通知、陪护运动员，工作虽然相对简单，但也是从去年开始，就接受正规的严格培训。检测人员新加入的，一方面是国际志愿者，一方面是国内检测所的专家，帮忙的志愿者，也都是从清华北大借来的药理学方面的高材生，“这个最终环节很重要，所以他们包括志愿者，每个人都可以说是专家。”

　　所有的检查检测人员，都有着严格的程序约束。赵健本人，在2006年本报采访他时，他还展示了一下自己的“高级检察官”证件，今年却已经没有了，“我长久没有亲自做检察官，证件已经被吊销了。”他说，这是为了保证检察官的专业性。

　　实战演练 “镖局”荷枪实弹押送样品

　　记者来访前不到一周的时间，赵健刚刚参与了所有部门都参与的奥运大演习，他能感觉到重视，因为在国家体育总局的眼里，出现兴奋剂远比拿不到金牌可怕。“就像样品从场馆运送到检测中心实验室这一个小小的环节，我们的计划都制定了两年，到时候要让振远护卫中心来专门押运，就像银行押运巨款一样，是荷枪实弹上阵的。”

　　两年来，反兴奋剂中心和有关部门及押运公司，就押运时间、方式和路线，不断地制定计划，然后推翻重来，几套方案终于出炉。“演练下来其实情况很好，很正常，毕竟在国内，我们已经很有经验了，每年国内正式赛历上的比赛就有一百多个，奥运会只是更高级一点而已，”赵健说，“不过，还是得演练得更熟练。”

　　除了统一的演练，好运北京也是他们实战演习的场所。不少选手胜利之后参加新闻发布会，主持人都会打招呼，说他们有多久的接受采访时间，然后“他们得赶过去参加兴奋剂检测”。

　　“兴奋剂检测，不光是人要接受检测，有动物参加的比赛，动物同样也需要接受检测。”赵健说的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的奥运马术比赛，因为香港赛马会有专门的赛马兴奋剂检测实验室，所以，届时马匹的兴奋剂检测将由香港负责，而骑手的尿样血样样品，则全部要空运到北京来。“也是非常严格的，每天由香港警方专人护送到机场，然后专人带样品上飞机，到了北京，由振远的人去接，最后押运到兴奋剂检测中心本部来。”

　　一切都像是武侠小说中的镖局走镖，赵健笑着承认了，不过他又补了一句，“这个镖局还不容有半点闪失。”

　　意外发生 当面撒尿也能作假

　　赵健同时也给本报记者讲了各种发生意外的可能，然后自己再一一把可能性给“扼杀”。

　　记者在鸟巢、水立方、五棵松篮球馆，都见到过兴奋剂检查站的模样——是个卫生间，但比一般的卫生间要大很多，空荡荡的，没有任何“遮挡隐私”的器具，甚至，四面墙壁还都是镜子！“这是为了收样员能够清楚地观察到运动员提供样品的全过程。”赵健说。其实，“提供样品”基本上就是让运动员当着收样员的面小便。“换作我撒尿被人看着也尴尬啊，能否找这个借口让收样员回避，然后在样品中做手脚呢？”赵健问完，自己说了NO，“运动员都会有很多次这种经历，他们没法找这种借口，找了，我们经过严格培训的收样员也不会理他。假如想拖延时间，说尿不出来，也没关系，我们有赞助商提供的安全饮料，你可以随便喝，直到你有尿为止。留样之后，尿样将会迅速离开运动员的视线。”

　　收集的尿样，运动员是否会担心被掉包，或者被陷害？“还是那句话，换作是我，我也会担心。”赵健又一个自问自答，“但反兴奋剂中心是权威部门，我们会公开各种程序，这些程序全部符合现行的国际标准，运动员会对这个放心。”

　　尿样采集后，押送到检测实验室，途中尿样瓶会否出现破裂等意外？赵健给记者展示了一下尿样瓶，“有A、B两个尿样瓶，瓶子的强度绝对可以承受一般的冲击，而且，包装会有好几层，泡沫外面还有箱子，所以，至今还从未发生过瓶子破裂事件。”

　　奥运会的兴奋剂检测工作，是否将因此而万无一失？赵健笑着说：“这是我们的目标。其实，就拿刚才说过的例子，运动员即使在四面镜子墙的监控下，也有可能做假的。”对着记者惊讶的目光，他又笑了，“以前有三个德国运动员，用针管将事先干净的尿导进了膀胱，然后检测时，排出来的就是没有兴奋剂的尿样。这个过程相当痛苦，他们忍受了，后来因为三个人同时被检，发现竟然是三份尿样竟然是同一个人的，这才真相大白——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国内我们只是没有当场抓到过，但我们是有怀疑的。”

　　他说，这个事例他说起来，并不只是当作笑话，杜绝任何一种意外，保证干净的北京奥运，才是他们工作的终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