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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之最

 

  洛阳为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

  据文献记载,夏商两朝均曾建都于洛阳。

但正式建成洛阳城并以此为都,则始于周朝。据《逸周书•度邑》及《史记•周本纪》所载,武王既克殷,就曾想建洛邑。但武王灭殷后不久就去世了,没有来得及完成意愿。成王继位,至周公东征平叛以后,才奉命建成洛邑。洛邑的营建工程由周公和召公主管。据《尚书•洛诰》记载:周公曾把一份洛邑献给成王说:“我乃卜涧水东,濹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濹水东,亦惟洛食”。 洛邑建筑布局严谨宏伟,对后世的都城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洛邑建成后,亦叫做成周,表示“周之道成于此”。

  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往往就是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自西周营建洛邑后,在中国历代的发展过程中,洛阳曾一度成为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商业交通的中心。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的最东端起点就在洛阳。

  中国是蚕丝的故乡,绚丽多彩的中国丝绸很早就在世界上亨有盛誉。在古代,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从丝开始认识中国的。古罗马作家盛赞中国丝绸“色彩像野花一样美丽,质料像蛛丝一样纤细”。据一本西方史书上记载:古罗马凯撒大帝有一次身穿中国丝袍去看戏,顿时轰动了整个剧场,在场的大臣们翘首观望,赞叹不已,以至无心看戏。

  关于丝绸之路,实际上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上的丝绸之路,专指汉唐时期丝绸西运的途径,它以长安城起始,经中亚、西亚,以至地中海西岸,路程长约七千公里。广义的丝绸之路,则泛指亚欧大陆古代的东西交通,年代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路线包括海陆两方面。

  早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丝绸已传至印度及地中海沿岸希腊各城邦国家。而丝绸之路的正式形成,起源于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当时的丝绸之路由西汉的都城长安起始。至盛唐时,长安更成为西方各国使节和商贾旅人纷至踏来的繁华盛地,所谓“万国之会”的国际都会。但是自从开通了陆上至西亚欧洲的丝绸之路以后,盛产蚕丝的洛阳逐渐成为丝绸的集散地。到了东汉,建都于洛阳,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东渐,洛阳成为丝绸之路东端的起点。

  东汉时期,丝绸之路出现一派繁荣景象,《后汉书•西域传》中提到:“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洛阳也取代长安,成为国际都会。其为时之长,规模之大,以及影响之深远,较之长安,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洛阳作为丝路东端的起点,对佛教的传入有很深的影响。公元65年(汉明帝永平八年)的“永平求法”,使佛教正式传入洛阳。第一部汉译佛经《四十二章经》的翻译者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僧人就是在这时由陆上丝路来到洛阳的。此后,西域人因宗教活动而来洛阳的,屡见不鲜。

  东汉末年的战乱,使洛阳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丝绸之路带来的繁荣,几乎毁于一旦。但是,由于洛阳在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魏晋两代都仍然继续定都洛阳。经曹魏经数十的休养生息,中原地区的丝织业又重新焕发生机,丝绸之路恢复了昔日盛况。此时,洛阳与江淮之间的运河已经畅通,南海国家由水道前来洛阳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开始兴起。

  到了北魏初期,虽然定都平城(今陕西省大同市),商人使者的往返,却还是由洛阳转输的。及至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元宏重又迁都洛阳。因为朝廷很重视对外关系,洛阳再次成为国际性的贸易都会。大量的诸国使节和僧人、商贩络绎不绝来到洛阳,《洛阳伽蓝记》卷二说到当时洛阳住有“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的“商胡贩客”达“万有余家”,“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北史•西域传序》也说那时西域“遣使与琬俱来贡献者,十有六国,自后相继而来,不间于岁,国使亦数十辈矣”。

  隋唐两代都以洛阳为东都。这个时期的洛阳,继承并发展了北魏遗风,已经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在城市规划上,洛阳城布局严整,气势宏大,已经达到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高峰。在风景名胜方面,白马寺已经在中外亨有盛誉,龙门石窟艺术的日臻成熟,也为洛阳增添了许多神圣庄严色彩。同时,洛阳城自身也有多处景色怡人,唐诗有云:“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还有“洛阳春水扬春风,铜驼陌上桃花红”。在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上,洛阳因其在交通和政治等方面所处的重要地位,更是有了空前的发展。

  隋炀帝曾命裴矩主持“四夷经略”,还派李昱出使波斯,波斯即谴使与李昱来中国朝贡通商,又派韦节、杜行满由陆路到罽宾(今克什米尔)、王舍城(印度恒河旁)等地,造成了“大业年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和“西域诸藩,往来相继”的景况。为此隋炀帝特在东都洛阳设“四方馆”,还允许“诸藩请入丰都市交易……胡客或过洒食店……醉饱而散,不取其(值)”。这虽是大肆排声,却也反映了众多的外国商贾在洛阳经商的事实。考古发现洛阳东郊马坡的隋墓中,出土有绿釉骆驼和手提水壶、深目高鼻的胡俑,还发现有头小、腿短、身子粗大,峰间驮有丝卷、绸布、行囊的阿拉伯骆驼和维吾尔族人形象的牵驼俑,这些发现无一不说明在当时丝绸之路的发展中,洛阳所占的地位有多么重要。

  洛阳曾是唐代的洛阳宫,东都,神都和东京,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玄宗、唐昭宗、唐哀帝都曾长期寓居这里。唐代洛阳人口达到百万之多,经济和交通地位居全国之最,这就必然与丝绸之路发生联系。《资治通鉴》卷二零一《唐纪》一七及二一分别记载:公元664年(麟德二年),唐高宗由洛阳赴泰山封禅,“东自高丽,西至波斯、鸟长诸国,朝会者各师其扈从”。公元694年(天册万岁元年),武则天令“诸胡聚钱百万亿”建铜铁天枢于端门前, 称为“大周万国天枢”。“万国”虽非实数,但众多国家是可信的。另外,外域商旅也接踵而至,武则天时,为招待各国的使者和商客,特在洛阳的从善坊设“来庭县廨”,“以领四方藩客,后藩客隶鸿胪寺”。这时确是客商使者,交错往来于丝路上。

  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交通,唐代与中外的文化交流也十分广泛。

  唐代中外高僧也多游历寓居洛阳。佛学大师玄奘是洛阳缑氏陈河村人,他曾西行取经,保存在今偃师文庙里的《唐圣教序碑》有盛赞他的功绩的记载。唐高宗时净义西域取经,回国后住洛阳大福先寺。此后,印度高僧无畏三藏与“商旅同次”来到洛阳,信龙门圣善寺,并终老在这里。

  佛教以外,西域诸国的其他宗教也多传入洛阳。如《元河南志》记载:唐代洛阳南市附近的修善坊有“波斯胡寺”、会节坊有“祆祠”、市内西坊有“胡祆祠庙”,北市的立德坊有“胡祆祠”等。各种宗教的传入,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如当时西域康国的“泼寒胡戏”就传到了洛阳,《资治通鉴》卷二零八记载:唐中宗曾“御洛城南楼,观泼寒胡戏”。至于音乐,更是总汇四方。

  隋唐以后,洛阳仍然是交通中心,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以及中西关系等方面继续占重要的地位。

  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因其在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而一直被人们所称道。而作为丝绸之路东端起点的洛阳,以其独特的神韵和在丝路上的光辉位置,一定会与丝绸之路的美名一起流传四方,为人们所讴歌。新时代的洛阳,也一定会更加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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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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