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凉的生命之歌 多年来，玉良的艺术态度和精神立场日益引起艺术界，特别是艺术评论家的关注。

　　在传统美术占据主导地位的画坛上，玉良独树一帜，是个异样的存在。他不仅是个善于创新出奇制胜的画家，还是个善于思考探求真理的思想者。在他的思考中，始终占据核心地位的一个尖锐问题，便是生命：生命本源、生命状态和生命意义。

　　玉良的大量作品都直接立足于生存状态并直抵生命本源。独特的思想脉胳穿透其间，我们可以听到他对生命本能的执着呼唤和对生命意义的热切追问。翻开玉良画集，呈现在面前的多是抽象意义的生命图景：“惊魂”，“神语”，“天罪”，“天欲”，“源”，“梦”，“奇想”，“幻觉”，“悟语”，“悟心悟道”，“诞生”，“升腾”，“伤感”，“梦游”；等等。人与天地（雾中人，云中人，山中人，河中人，都市人，路上人……），人与人（送婚人，相约的人，相融的人，帅将，惜别，对台戏……），人与神（山神，神语，灵光外的生灵……），人与鬼（森林中的精灵，藏舞……），人与兽（人与马，人与牛，人与狗，人与虎，人与猫，人与鸟……）的融和、碰撞、交织和交媾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而关于生死、信仰、爱这些极具生命要素的话题隐含其中，随你自由地想像揣摩。仿佛所有的画面都在追根溯源：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又到哪里去？画家用哲人的思辩拷问自己，拷问社会，尽情演绎着一个重大的哲学命题。

　　时下，已有人称玉良为“东方毕加索”，我以为这还是一个贴切的喻指。这不仅表现在与毕加索一样采用了抽象绘画的艺术形式，还表现在他们都善于内在生命的主题选择。读一下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再读玉良的《一九九八》，前者表现了人类生命的自残，后者表现了大自然对人类生命的摧残，两大悲剧印证了两个不同时代、两个国度的两颗心灵呼应着同一重大的主题：对生命的悲悯。这足以让我们为东方土地孕育的艺术天才而肃然起敬。

　　说到悲悯让我想到罗素。这位享誉世界的大哲学家在定位人生幸福的三个要素时，在爱情、知识外居然还添加了怜悯。他说爱情和知识把他导往天堂，而怜悯又把他带回人间，并因为无助于人类，他感到痛苦。青藏高原历来以圣洁而神秘称奇，这里为玉良开启了创作之门，也让玉良认识了苦难。乏氧、严寒、疾病、飓风、雪崩等天灾人祸给一些区城带来频繁的灾难，人、牲畜及野生动物难以承受灾难之重，随祸而亡者难以计数。难怪玉良的笔下没有高原甜美的山歌、缠绵的情歌、优雅的牧歌，没有清香的青稞酒和酥油茶，有的却是鬼气横生的阴森和萧杀，因为悲恸的怜悯时时纠撕击撞着他堆满皱褶的心灵。青藏高原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他说：我已四次进藏，我还要随时去寻找遗留在那里的承诺……

　　玉良是个真实生命的守望者，对于任何虚伪的生命——卑微的、低贱的、媚俗的、伪善的都不肯做出内心的妥协，他忠于自己的灵魂，忠实于自己的呼声，忠实于自己的精神追求和寄托。因此，他的画蕴含了太多的对人生况味的执意品尝，太深的对于理想境界的强烈诉求。

　　“让世界睁大眼睛”是玉良灵魂呼唤的最强音。那么让世界睁大眼睛看什么呢？在这里玉良悲悯的情感已升级为一种忧患和批判。现今时代有两种趋向已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一是人与自然的疏离，一是精神与物质的疏离。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无限掠夺和侵占给人类生存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成为人类自酿的苦果，任其泛滥可能导致人类自掘坟墓的重大悲剧。在商品经济大潮的涌动下，人们疯狂的物质占有欲导致了精神的崩溃和道德的沦丧，低俗浅薄的生存理念成为社会主流，整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受到极大的残害。从秦代的“兵马俑”到玉良创作的“当代俑”，经过3000年的历史跨跃，结果只是权势奴隶向物质奴隶的演变。《金脑袋》、《银脑袋》两个金钱铸就的灵魂在沉痛地思索和呻吟，但已被物质利益禁锢的思想意识无力挣脱世风的羁绊，只能垂着精神缺失的灵魂空壳在文化荒漠中艰难地跋涉。基于以上两个因素，玉良无法在“小桥，流水，人家”的诗境中漫步，他的笔不由自主地发出质疑，发出呼吁，发出让世界注目的警示。我以为，玉良永远不会是“田园牧歌”的吟咏者，因为他的心灵已经蓄满了太深太久的悲伧。带有幽默讽刺性的作品，如《百鸟园》、《天问》等也都活画出人间百态，世态炎凉，折射出玉良正直纯真的心地和美好愿望。

(责任编辑：小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