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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英语大开国际玩笑 500万人讲外语能治本
https://2008.sohu.com 2007年08月09日13:43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周末
我来说两句国际玩笑百出的“中国式英语”,已经列入全球语言监听会公布的年度十大热门词汇。对爱面子的中国人来讲,“洋相”流行并非光彩之事。北京市政府就此成立了领导小组——两位副市长为组长,季羡林任专家顾问团名誉团长,重拳出击,标本兼治。但大部分外国人对中国式英语都表现出相当的宽容,甚至有人开通网站,保护“中国式英语”。
大开国际玩笑
美国人科特-克劳明(Curt Croming),曾在慕田峪长城看到一块令人震撼的标牌。
这块标牌本应是“请注意公共卫生”。但“公共”一词的英文“Public”被漏写了一个字母“l”,就变成了“Pubic”(阴部的)。自1990年代末,这块英文标牌就在新东方的课堂上被反复传诵。有幸亲眼目睹这标牌的外国游客,也一定不在少数。慕田峪方面对记者称,2006年,慕田峪长城游客人数达164万,之前几年均为130万-150万。
这绝非孤例,各式各样的中国式英语笑话早已风靡互联网。
其中,有的可谓“政治导向不正确”:在北京八达岭高速路口,“中华民族园”被译作“种族主义者公园”(Racist Park);上海很多“残疾人专用厕所”被译成了有贬义色彩的“变形人厕所”(Deformed Man Toilet)——“是不是变形金刚也可以去呢?”有网友说。还有的英文更让人惊呼:北京某市场的“干果区”被译作“与水果发生性关系的区域”(Fuck the Fruit Area);饭馆的菜单上,“童子鸡”被译成了“没有性生活的鸡”(Chicken without Sexual Life)。更有些崇尚古典的店主干脆将英文字母用古汉语的语序从右向左排列——对老外而言,这简直比天书还难懂。
一个城市与“洋相”的战斗
2005年末,全球语言监听会公布了年度十大热门词汇。“中国式英语”(Chinglish)位居第四,甚至超过了“禽流感病毒”、“卡特里娜飓风”和“维基百科”。此榜单认为,中国式英语成为了“由中文加英文形成的中国新第二语言”。
但对爱面子的中国人来讲,“洋相”流行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随着奥运会临近,北京市政府决定对这些“洋相”全面清理。
自2005年底,北京市政府就此成立了领导小组——张茅、吉林两位副市长为组长,季羡林先生任专家顾问团名誉团长。小组约请有关部门和专家编写了道路交通、旅游景区等六部分“北京市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文译法地方标准”,准备用两年的时间完成规范双语标识标牌。2007年4月11日,刘洋——北京市民学外语组委会办公室主任、北京市规范公共场所英语标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2006年底,北京市已经更换了城八区市政道路的6530面英文标识牌,其他各个领域的标牌规范和更换,也将在2007年底前完成。
“没有性生活的鸡”消失了,著名的“肛门医院”也被换掉了。耶鲁大学东亚研究系四年级的学生史可腾(Scott Cohen)来到北京已经半年多。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父母来北京看他时,一来就吵着要去看北京那个著名的“肛门医院”(Anus Hospital)——北京某肛肠医院可能不知道,由于这个非常不雅的英语翻译,他们已经闻名遐尔。但现在,史可腾只能对他的父母表示“遗憾”——这个标牌已经在2006年的规范英文标识活动中,被美国专家指出错误并予以更换。
据刘洋介绍:目前,北京市文物局正在对全市129家博物馆的英语标识进行检查和规范;地铁运营公司要针对共计400多万块标识牌进行检查核实;出租行业,将对507块出租车站牌以及16.6万块标识进行检查和更换;各种旅游景区、卫生机构和体育场馆的标牌检查和更换行动也都在进行当中。不难想象,其中只要很小的一个比例出错,北京市政府就将不得不付出巨大而艰辛的努力予以更正。
“我们看到有错误提出修改,送给相关部门。但过了好些日子去看,还没改!”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北京市民学外语组委会专家顾问团团长陈琳说。困难的主要原因是费用——主要的费用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承担,但相关单位也要出一部分,这就产生了问题。比如颐和园,很多英文标识是刻在大理石或者铜牌上的,改一块甚至要花几十万元,“所以有些地方可能不愿意改”。但是现在,让陈琳有信心的是,“王岐山市长发话了,‘多少钱也得改’!”
治本:500万北京人讲外语
陈琳教授分析中国式英语成因时,认为有三点:其一,历史原因——在中国,英语一度被视为“帝国主义语言”而被丢弃,改革开放后人们学英语的时间毕竟不长;其二,是文化问题——比如菜单的翻译的确非常困难;其三,之前缺乏统一管理,有些人胡乱查查字典就搞翻译了,而翻译软件的流行加速了这个过程。
美国留学生史可腾在陕西观光时,曾经看到一家“王记速食店”,招牌的英文却写着“无翻译或服务器错误”(No Translation or Server Error)。他们冥思苦想后不由捧腹大笑:店主一定是把“王记速食店”用某种在线翻译软件翻译,而软件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强大,只能显示“无翻译”……
针对这种成因,如果说花钱改标识是“治标”,那么“治本”的工作自然是全民学外语。官方调研数据显示,到2006年底,北京市的“外语人口”为487万,占常住人口比例的1 / 3以上。而到2008年奥运会举办前,外语人口有望达到或超过500万。当然其中也有不少仅仅是粗通英文的服务业人士——比如数万出租车司机,只要会工作相关的简单英文,也同样会被归入“外语人口”。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讲英文,也给老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北京市民学外语工程在各个区县组织的活动,老年人相对空闲,构成了这些活动的主要人群。海淀区铁科院社区居委会从2002年起就组织了“快乐英语辅导班”,目前坚持听课的人群中,最大的“学生”83岁,最小的58岁,平均年龄69岁以上。
教课的是首都师范大学的退休教师徐乃勤,今年74岁。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个班是“快乐”为主,而并不在乎老人们具体学到多少,“包教不包会”。7月31日下午,南方周末记者来到这个英语班,看见徐老师正手执教鞭。大部分白发苍苍的学生们正襟危坐、声高气足,却会不小心把“十点半”(half past ten)读成“海尔怕疼”;也有少数老人略显羞怯、不敢放声,只在关键处狠狠重读,随后声音又低下去。
中国式英语 存在即合理?
其实徐老师也不必太担心,大部分外国人对中国式英语都表现出了相当的宽容。在北京生活了11年的美国人白凯利(Kelly Brant)说,“不管怎么样,会讲英文的中国人肯定比会讲中文的美国人多得多。”至于有些小错误,“这是在北京生活的一部分”。白凯利认为外国人要做的只是“注意到它们,并且享受!”
甚至有很多外国人认为:失去这些“好玩的英语”,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情。
曾经在上海留学的德国人纪韶融就在号召大家与他一起努力,保存“濒临灭绝”的每一处中国式英语的“美丽”。纪韶融2005年创办了一个叫做Chinglish.de的网站,图文并茂地挂满了中国式英语。
纪韶融最早遭遇中国式英语是在2000年7月,他在上海的一辆出租车上发现一个小牌子,“请带好随身物品”,相应的英文是 “Don't forget to carry your thing”。纪韶融说,“小小的错误给我大大的快乐,因为差一个‘s’(此处‘物品’应为复数形式‘things’),这句话让人家——尤其是男人,会理解为‘别忘记带走你的小弟弟’……”
但纪韶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展示中国式英语与嘲笑无关。他说,中国式英语不是错误的英语,而是有中国特色的英语,是英语字典与中国语法相遇的“精彩结果”,甚至可以“为旅行者提供了解中国人思维的窗户”。公园里“小草有生命”(Little grass has life)的标牌就只有在中国才存在,“这样的教育方式可爱,很有创造性”。
实际上,在语言学界,“中国式英语”也已经不再是一种错误的、必须被改正的英语。它和“印度英语”、“巴基斯坦英语”、“美国英语”、 “澳大利亚英语”等等,都一样是复数的“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的一个组成部分。全球语言监督会的主席帕亚克曾经对媒体表示,“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它现在对国际英语的冲击比英语国家还大”。自1994年以来加入国际英语行列的词汇中,中国式英语贡献了5%-20%,超过任何其他来源。
香港中文大学传播学博士生刘巍巍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口音和语言都是身份的一种象征,“只要不影响交流,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讲中国式英文呢?……如果有一天,老外来到故宫,发现身边黄皮肤的中国人全部操着一口流利的美国英语,是不是就有问题了?”
陈琳教授也告诉南方周末,英语在传播使用的过程中,受到本地方言、本国语言和本土文化的影响,发生改变是必然现象。就像肯德基推出了“老北京鸡肉卷”一样。“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按照皇家英语的标准来要求中国人讲英语”;但另一方面,对中国式英语的宽容也不能成为胡乱使用英文的借口——北京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尤其在迎接奥运会的时候,还是应该用规范的、符合国际惯例的英文。
有些在北京的外国人认为,北京市政府根本没必要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去在英语问题上下功夫。对于奥运会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交通和环境问题,而不是语言。比如,他们更关心的是厕所的卫生状况,而不是讨论厕所应该叫“WC”还是叫“Toilet”。
曾经在中国教英文一年的美国布朗大学东亚研究系三年级学生杨利浩(Nicholas Young)更是觉得,所有的中国人都去努力学英文根本没必要。他很严肃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中国人说英语已经挺‘牛逼’的了。”(特约撰稿 张 哲 实习生 邓江波)
(责任编辑:胡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