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杨澜在中央电视台主持《正大综艺》节目，那是当时最火爆的电视栏目。1993年国际奥委会在地中海边的袖珍小国摩纳哥投票选举2000年奥运会主办城市，北京是候选城市之一。杨澜当时被派往摩纳哥的蒙特卡洛做现场主持工作。大家都知道，那一次北京输给澳大利亚的悉尼，13亿中国人都被同样一种感情击中，那就是心碎。从摩纳哥回来后没有多久，杨澜便辞去了令千万人羡慕的工作，前往美国深造。许多年后，她在回忆当年辞职的原因时说，在蒙特卡洛的经历让她觉得自己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杨澜是外语科班出身，又是一档国际化程度很高的综艺节目主持人，但她觉得自己仍然跟外国人无法真正沟通。

　　1993年，我也受新华社派遣前往蒙特卡洛，报道中国人的第一次申办。在报道的过程中，我有完全相同的感受。交流的时候，外国人用的单词不陌生，语法也简单，但他们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我当时并没有弄懂。

　　在申办过程中，太多的国际奥委会委员都说他们支持北京。国际媒体在报道申办进程时，只要一提到北京，就不会忘了冠以“一马当先(frontrunner)”这样的字眼。这导致北京过于乐观，以致高层在投票前夕判断，北京在第一轮投票中就会以绝对优势胜出。

　　再举一个例子。当时北京和悉尼都争办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在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中，北京和悉尼都有自己的重量级人物；北京有中国委员何振梁，悉尼则有澳大利亚委员凯文·高斯珀。何振梁义无反顾地担当了北京申办奥运的马前卒、急先锋，他利用一切场合、机会、工具、形式，倾其所能为北京拉票，逢人便讲北京的优势，讲北京办奥运的美好前景。而高斯珀的做法却与何振梁大相径庭，令人颇为费解。在公开场合，这位澳大利亚人跟何振梁一样大谈北京的优势，而对于悉尼，他总是指责这里不好，那里不行。他多次表示，北京优势明显，只要北京参选，其他城市不过是陪太子读书，根本没有当选的机会。

　　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投票结果时，我就在现场。当萨马兰奇宣布悉尼获胜后，何振梁眼含泪花颤颤巍巍地伸出自己的手，向悉尼表示了祝贺。这时现场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悉尼申奥代表团的人把高斯珀悠起来，抛向空中，然后他们抱成一团，很久不肯分开。当一切归复平静之后，悉尼代表团召开新闻发布会。这一次，他们公开地把申办成功的主要功劳归在高斯珀身上，称他是这次申奥成功的“mastermind”。这个词的意思是说，高斯珀是为悉尼奥运会申办活动出谋划策的人、战略策略的制定人、总设计师、军师、幕后诸葛亮。

　　7年以后，也就是2000年，当我踏上悉尼的土地，开始报道奥运会的时候才发现，悉尼哪里是什么乡下，那里发达得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国际大都会。

　　高斯珀给悉尼确定的这套谦卑的申办策略对于悉尼的最终获胜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呢？应该说是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虽然最终悉尼仅仅超过北京两票，似乎双方势均力敌；但是要知道，在高斯珀没有介入之前，悉尼跟北京的差距是巨大的。不要说北京，就是与其他几个竞选城市柏林、曼彻斯特和伊斯坦布尔相比，悉尼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可言。悉尼能够后来居上，高斯珀的谦卑策略居功至伟，生死攸关。

　　那么高斯珀这个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不是一个笑里藏刀的小人、阴谋家？他是成心要耍我们中国人玩么？为什么他的这套谦卑策略能够在国际奥委会的委员那里吃得开？为什么他一路走来不停地讲北京的好话，而在他的祖国却没有一个人骂他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难道所有的澳大利亚人都知道高斯珀讲北京的好话是一个“阴谋”？而一个阴谋如果弄得全体国民都心知肚明了，还能被叫做阴谋吗？

　　回过头来再想一想，倘若当初何振梁也采取多讲别人好话的策略，他的同胞能“饶”了他吗？这里边有非常深刻的文化差异的问题。

　　北京奥运会期间，随着外国人以空前的规模涌来，相信很多中国公民会有当年杨澜一样的困惑。这也是我们需要早做准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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