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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9年前的那个春天，刚刚从欧洲考察归来的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回到天津，在一个田径运动会发奖仪式上，他用幻灯机给大学生们放映了第4届伦敦奥运会的照片。

    对于那些年轻学生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幻灯"是新鲜的，"伦敦"是新鲜的，"奥运会"更是新鲜的。
    不久，这些受到震动与启发的学生投书《天津青年》杂志，发出了"奥运三问"：
    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派运动员去参加奥运会？
    我们的运动员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一枚奥运金牌？
    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能够举办奥运会？
    这三个问题同样缠绕着满怀报国之志的张伯苓。
    第一次观看了伦敦奥运会的南开学校校长，曾经是天津水师学堂的高材生。
    1894年9月17日，在黄海海面上，震惊中外的中日甲午海战爆发。
    一位18岁的青年，亲身经历这次惨痛的失败，他就是北洋舰队"通济"号的见习军官，张伯苓。
    作为甲午海战的幸存者，张伯苓亲眼目睹无数战友的鲜血染红了海面，大清国用白银堆砌的舰队，在日本舰队的密集炮火中沉没。战火的洗礼让年轻的张伯苓变得沉默而冷峻。
   甲午海战之后，清政府曾经短暂的收回原北洋水师基地威海卫，恢复行使主权，然而又在外国列强的威逼利诱下，被迅速转租给英国，张伯苓所在的"通济"舰受命执行主权接收和再度转让这一充满屈辱的任务。
   在威海卫，张伯苓目睹了日本太阳旗、中国黄龙旗、英国米字旗的"三次易帜"。作为一名军人，张伯苓的心被深深刺痛，这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
   悲愤交加的张伯苓对洋务派的"海军救国"的口号感到了失望。他意识到，假如没有勇武的精神，没有健壮的体魄，即使把全世界威力最大的巨舰快炮交到我们手里，那也只是徒增摆设而已。
   从北洋水师退役后，张伯苓胸怀富国强民的理想，两次东渡日本参观考察。他看到，此时的日本正在国家意志的强力推动下兴起了军事体育狂潮。
   而这时的东西方列强们，一直露骨的对中国地表现着蔑视和诋毁。当时一篇英国人的文章《中国实情》中这样写道："中国--东亚病夫，麻木不仁很久了"。
    但即便在那个充满屈辱的时代，"奥林匹克"这个名词也开始在中国流传。《万国公报》预告了1900年第二届巴黎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中国对奥林匹克最早的记载。
   张伯苓将这一新生事物视为希望，他决定投身教育，去锻造国人精神；推广体育，来强壮国人体魄，他在天津创办了南开学校，并预言，"奥运举办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
    当我们回望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工商业发达的天津得风气之先，是近代体育在中国发端最早的地区之一。
    1895年，大清帝国新式陆军开始在天津小站编练，他们决定放弃武术，请德国人担任部队的军操教练。清兵们高唱着用普鲁士军歌《德皇威廉练兵曲》曲调填词的《大帅练兵歌》操练"兵式体操"，景象看上去颇为振奋。
   那些士兵们在歌中唱到：
    朝廷欲将太平大局保
    大帅统领遵旨练新操
    第一立志要把君恩报
    第二功课要靠官长教
   这首《大帅练兵歌》流传辗转，今天，关于这首曲子的诸多演变版本中，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值得一提的是，这首乐曲在九十多年后，伴随了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步伐和队伍。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中国队和中国台北队正是踏着这首在中国历史最长、广为流传的军队进行曲相继步入会场的。
   自晚清起，中国一度掀起了"军国民体育"，也就是军事体育的热潮。
   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不约而同地提出"强兵、强种、强国"的思想，"体育救国论"一时成为社会舆论的共识。
   天津、香港、广州、上海这些较早开放的口岸，伴随西方文化的传播，现代体育的实践正在逐渐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当20世纪初叶变革之风吹遍的时候，帝国的皇城北京也正在发生着变化。 

(责任编辑：老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