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京的新标志 解读改变北京的四大建筑(组图)

造价10亿元的“水立方”由1437块气垫膜构筑的表面已经全部完成，在阳光下闪出蓝色的光芒，透出水的溢彩流光的特性。“水立方”与“圆鸟巢”体现了传统文化中“天圆地方”的思想认识。“水立方”还具有诸多十分难得的科技和环保特点。

　　中国的城市建筑来自不同的观念形态和政治结构，不能与之对应。从变身为现代国家后，城市也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1953年北京市第一个规划方案《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中确定了政治、文化中心的定位，同时要成为一个大工业城市。当时北京几乎没有现代工业，160多万城市人口有30万人失业，占就业年龄人口的40%左右。为摆脱这个困境，“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开始工业化改造，在朝阳区兴建了大批工厂。从当时的政治理想看，这不仅是为摆脱困境的应对措施，更寄托着对现代化展望和劳动阶级价值观的强力推行。

　　作为政治中心，北京首先是1958年开始的对天安门广场的扩建和建设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等十大建筑。但开始规划的十大工程其实和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不太一样，最初规划里，广场西侧定为万人大会堂和5000人宴会厅两个建筑，东侧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是两个，后来才合为一个，科技馆和国家剧院的地基坑都挖了，但没有实施。1959年把已经建成的民族宫和华侨饭店、体育馆补充进十大建筑。当时的北京建筑设计院院长沈勃说:“在延安时，毛主席就设想等革命胜利了，建一个能容一万人开会的大礼堂。”人民大会堂建成后标志着国家政权的形象，此后整个中国被组织到一个全新网络中，参加各种会议成为各党派各阶层新生活的一个基本形式，与人民大会堂意义相仿的礼堂成为城市乡镇的一种普遍标志。十大建筑的完成确立了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城市形态。

　　到了1982年，北京市编制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不再发展重工业，因为市区工业发展造成能源、水源、用地、交通的全面紧张，影响了政治、文化中心功能的发挥。这个规划中增加了国际交往中心这样一项新内容，因此有了长城饭店、首都机场新楼这种性质的建筑。到了这时，经过了最初的城市改造和十年混乱，旧城区里的新建筑在数量上已超过旧建筑，而整个社会愿望是找回混乱了十年的生活线索，重新安顿世俗常态的生活。因此如何改造城市的矛盾问题在这个气氛下发生了变化，在规划方案中就体现为保护文物古迹的条目，和对住宅、生活服务设施建设的强调。

　　80年代建成的国际展览中心、长城饭店、首都机场新楼、彩电中心、地铁东四十条站、大观园、北图新馆等务实的工程成为新的十大建筑。与50年代对比有一个区别是，80年代的十大建筑是由市民投票、建筑专家评选推出的。这些建筑本身显示了与中国政治政策的改变相应的民生倾向和启动经济的步调。

　　1993年10月修订后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进一步提出建设开放型国际城市的目标，城市规模开始膨胀，大幅度地向郊区转移。土地的有偿使用、基础设施的产业化经营，为这个城市集聚了越来越多的资金，催生着更多的建筑工程。一时间北京建筑众生喧哗，像整个国家一样摸着石头寻找着未来富裕生活的彼岸。90年代的十大建筑就在这喧哗声中产生，为亚运村奥体中心、恒基中心、东安市场、国际金融中心、外研社楼、中央电视塔、植物园温室，新世界中心等。其中恒基中心似乎代表了北京向国际都市发展的第一轮努力。

　　这一轮努力迅速改变了北京的整体面貌，而新面貌模糊混乱，没人会满意这种混乱，“夺回古都风貌”的呼声成为另一种努力方向，它使北京收获了一批大屋顶的“民族风格”建筑。90年代的大屋顶建筑其实是对民族宫、农展馆、北京站等“文革”前建筑形式的模仿。如果说50年代的民族风格来自一种民族独立的自豪，那么90年代的模仿只是用那些来自过去伟大风格的碎片拼凑成的象征性装饰，戏剧性的行为暗示着一种不确定的角色扮演。这种对新城市的迟疑与对新城市的急迫体现在建筑上都同样缺乏从容的自信，尤其是在财力上缺少足够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