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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何振梁写好遗嘱去申奥

http://2008.sohu.com 2007年07月13日16:45 上海《青年报》

我来说两句

  距离2001年7月13日那个令国人激动的日子虽然已经有6年,但只要回想起来,仍有无数镜头刻骨铭心。人们尤其不会忘记,在申奥成功的那一刻,在响彻世界的欢呼声中,何振梁先生那张泪流满面的脸以及那段从心底里流出的陈述:“无论你们今天作出什么样的选择,都将载入史册,但是只有一种决定可以创造历史……”

  毫无疑问,在北京申奥成功的过程中,时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何振梁居功至伟。

6月25日,记者在北京采访萨翁时巧遇何振梁,当记者再次请何振梁谈谈6年前的那些事时,老人家只是淡然地说:“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申奥成功是中国的胜利,是我们所有人的胜利。”

  全国奥运联盟记者 张琳

  【当时心情】

  “失败时忍着,成功后哭了”

  北京时间2001年7月13日21时55分,国际奥委会委员开始决定2008年奥运举办城市的投票。22时第一轮投票结束,日本大阪被淘汰,第二轮投票随即开始。

  22时05分第二轮投票结束。这短短5分钟后来被人们称为“最漫长的等待”。投票最后的统计结果出来了,负责监票的总协调员、来自塞内加尔的委员姆巴伊将结果装进信封,然后迈步走向主席台中央的萨马兰奇。

  何振梁的眼睛死死盯着姆巴伊的表情,他急切地想从好朋友的脸上看出点什么。姆巴伊面带微笑,似乎充满暗示,又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当姆巴伊从何振梁身边走过时,他用旁人几乎觉察不出的动作,轻轻对何振梁眨了眨眼睛,这令何振梁快到嗓子眼的心稍微落下了点。但在萨马兰奇正式宣读结果前,他仍不敢有丝毫大意。萨马兰奇与姆巴伊交谈几句后,接过信封向宣布台走去。此时,何振梁追寻的目光正好与萨翁对上,萨翁向他微微点了一下头,何振梁明白,北京至少已有99%的把握。

  当萨马兰奇宣布“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是———北京”时,会场中一片沸腾,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们欣喜得狂呼出声。而何振梁再也忍不住激动的泪水,与身边来自中国台北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吴经国相拥而泣。

  两次申奥,何振梁都流了泪。1993年在蒙得卡罗,北京首次申奥失败时,何振梁曾躲到房间里号啕大哭。但这次心情却大不相同,何振梁说:“第一次申办没有成功,面对全世界的媒体,我只能强忍着泪水;回到房间后,我哭了。这次,我可以奔放、自由地宣泄自己的感情了。”

  【场外较量】

  “我们人多力量大”

  何振梁说,2001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背景非常特殊———这次大会除了将决定2008年奥运会举办城市外,还将选举国际奥委会新主席,接替不再连任的萨马兰奇。两项重要表决搅在一起进行,对委员之间“排列组合”产生的巨大影响可想而知。这使中国申奥代表在争取委员支持的活动中必须密切注意两项表决之间的相互影响,并谨慎从事。

  就何振梁本人来说,五名新主席的竞选者罗格、金云龙、庞德、德法朗兹、施米特都与他交往多年,友情颇深。这五个人他们又都来寻求何振梁的支持。如何处理好同他们的关系,使之有利于北京申奥,令何振梁绞尽脑汁。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是:在申奥投票前几天的一次晚宴上,何振梁恰好与罗格夫妇及布勃卡夫妇同桌。罗格和布勃卡都是北京的坚定支持者。罗格告诉何振梁,有记者问他支持北京的理由,他回答说:“有13亿条理由。”布勃卡当时还半开玩笑说,“很高兴能与两位即将在竞争中获胜的人同桌”。布勃卡的话真的应验了,北京和罗格最后果然都如愿以偿。

  何振梁说,申奥成功是中国体育外交的成功,这得益于多年来中国已经成长了一大批体育外交家。他说:“第一次申办的时候就我一个人。第二次申办的时候,吕圣荣和于再清先后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我们三个委员,加上邓亚萍,能在国际奥委会内部做工作的人力量就大大增强了。”何振梁还特别提到邓亚萍。邓亚萍是运动员委员会的委员,为了做好其他11位该委员会委员的工作,她使出了浑身解数。一次,为了找到一位哈萨克斯坦委员,邓亚萍一直追到北欧的挪威,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邓亚萍硬是找到了这位委员的住处。那天,当她回到旅馆时,已是凌晨3时。

  【鞠躬尽瘁】

  “为申奥准备了三种药”

  申奥成功回到北京,人们把“申奥功臣”的称号送给了何振梁。对此,何振梁却说:“申奥成功并不是一个人的胜利。它属于所有参与了这项工作的人,属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我只是尽力做了我应该做的事。”

  为了申奥成功,何振梁确实做到了全身心投入。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奥时,宣布结果的前一天,何振梁的夫人悄悄地把一盒药塞到他的兜里,同时还委托另一位委员在现场关照一下何振梁。何振梁说:“老伴儿是担心我的心脏。如果北京成功了,我兴奋得不得了,也许会犯心脏病;如果北京不成功———我从来不说失败———如果不成功,我会十分难受,心脏肯定也受不了。她为此准备了三种方案:一是能贴在胸口上的药;二是喷的药;还有一种是丸药,托一位来自日本的委员拿着,万一我发生什么事情,希望他能及时往我嘴里塞一粒。还好,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的心脏还是比较坚强的。”

  坚强的心脏和不变的信念支撑着何振梁投入了第二次申奥工作。由于年事已高,还时常要进行环球飞行,他甚至提前写好了遗嘱,以防万一。何振梁并不愿意把那称之为“遗嘱”,他说,“那是给孩子们的一封信”。幸运的是,那封信至今都没有被打开过。

(责任编辑:严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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