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可是有些观众不接受，觉得不像《实话实说》了。

　　崔：那我豁出去批评这些观众一回。一个人在那里真情实意地在讲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他讲的遭遇或者处境，可能你也会遇到，即使不会遇到，也一样能从中得到教益。

　　问：你在节目当中追求轻松的风格是一开始就确定下来的吗？

　　崔：我觉得这是我骨子里的东西。我小时候身体弱，打架的时候不占上风。

　　问：那只能过嘴瘾。

　　崔：所以喜欢打嘴架。但这里有个度。比如跟我们班一个经常欺负人的同学打嘴架，在我用嘴赢了他之后，他肯定会动手的。所以这里还有个度，既要占了上风，还不能让他太下不来台。

　　问：早期节目当中，有不少观众评价你刻薄，但后来的节目里所谓刻薄的东西少了，机智的东西越来越多，这是你自己有意改变的吗？

　　崔：我觉得这是两方面都在努力。一个是我认为我过去谈话过程中的调侃或取笑，有过分的地方。比如我跟办公室的女同事开玩笑，如果她急了，拿一本书追得我满屋子跑，这就是语言过分了。做了这个节目后，我在生活中也调整自己，希望分寸把握能合适。第二呢，是观众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在我出来之前，电视上还没有这样和人说话的，他们觉得这样说话的人，也就是院子里的一个坏孩子，不能到中央电视台去说。慢慢地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方式，因为它的存在基础是友善。如果两个人有仇的话，是不会用这样轻松的心态去说话的，一个小小的调侃就会点燃一个导火索。我们之所以这么宽松、轻松，就在于我们俩关系好。

　　问：但有时候谈话非常激烈，双方话不投机，但滔滔不绝。有人说这是你在挑他们，是不是这样？

　　崔：如果说谈话要有度，但只要求我--一个谈话节目主持人，那这个世道也太不公平了。这个原则应当对所有的谈话参与者都适用。他们既然坐到这里来了，还吃了我们的盒饭，然后该他谈的时候他不好好谈，只说一半，甚至不说，到这里来睡觉，这样他对谁都不尊敬。我觉得他没有说透，就应当刺激他，让他接着说。有的人说着说着就说大了，我们还要让他注意控制分寸和尺度。有句古话说，有理不在声高，就是这个道理。既要让大家说，还不要让大家说过分，这就是最好的境界。

　　问：有没有遇到有的嘉宾说不过别人，下来想打人的时候？

　　崔：没听说。但嘉宾说他没说够，这是经常的。都说一晚上下来刚说到兴头上，刚想开始说，节目结束了。觉得不过瘾。就像踢足球，两队上来都先不贸然进攻，摆出一个防守的架式来试探对方，看你用什么战术。我们这个节目和足球比赛一样，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以他们热身的时间长了，就难以进一步发挥了。我希望把这个宣传出去，他们一上来就得真刀真枪。

　　问：那热身应当在什么时候？

　　崔：头一天晚上。比如我们请的嘉宾冯春明，第二天要录节目，头一天晚上没睡好觉。这就是热身，第二天就在状态上了。

　　问：在现场有没有让你感到尴尬的时候？

　　崔：这是我两年中一个非常大的转折。我第一次面对全场观众感到尴尬的时候，我非常难受，觉得给全国的主持人丢了脸，因为他们都没尴尬过，就我一个人这样。后来我仔细想了想，他们都是科班出身，我是半路出家，我不尴尬谁尴尬？东平老师也谆谆教导过我，谈话节目的主持人是一个正常人，不是因为学问有多高，长得有多好看，地位有多高或家里有多少积蓄，就是因为你是一个平民，你有和他们一样的心态，你们可以平等对话，人家才选你做这件事情。老百姓能犯的错误，他都可以犯，只不过他不能以这个为借口，故意犯错误。掌握这么一个尺度就可以了，以后在现场遇到尴尬的时候，我就尴尬一下，我觉得挺好。

　　问：具体的尴尬事儿你还记得吗？

　　崔：你要早几个月提这个问题就好了，现在有点晚，因为太多了，根本记不住。我认为每场都有。

　　问：有没有遇到有的嘉宾让你感到压力特别大，因为他可能比你更机灵，或者棋逢对手，让你感觉兴奋？

　　崔：越是这样我越高兴。

　　问：你是否遇到嘉宾给你下套的时候？

　　崔：不太容易，因为在那个场合我每一个毛孔都在警惕着。一般我都是把他们的背景介绍清楚，公布出来，他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他是那个领域的学者，和他们相比，我就是一个很浅薄的老百姓，如果他们给我下套，大家会觉得他们"良心的，大大地坏了"，你这不是欺负人家孩子吗？你怎么能这样？这个道理他们也一定能想得通。

　　问：早期节目的嘉宾请了许多名人，但现在大多是普通人，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

　　崔：我说实话会不会得罪他们呀？

　　问：说完了再删。

　　崔：我们请过名人，也请过老百姓，统计结果表明，名人不如老百姓表现得好。当然是我自己统计的了。名人也许接受采访太多，曝光机会太多，他们讲话时过于考究。

　　问：把参加这个节目当成表演了？

　　崔：对。老百姓没有这个顾虑。我印象最深的是孙大妈，来我们节目之前，不光没有进过演播室，甚至都没看过电视。我们把孙大妈盖的5间大瓦房拍下来，在现场放大在屏幕上，让大家看看这5间大瓦房有孙大妈多少心血。我想起个兴，就问：孙大妈，这5间大瓦房是什么样子的啊？我觉得这5间大瓦房让孙大妈用自己的语言来形容会更生动一些，没想到孙大妈说：你不是都看过吗？你还在里面住过一晚上呢！

　　问：那时你是尴尬了，还是觉得这种谈话方式特别好？

　　崔：那时候应该说是觉得尴尬。我现在想现场多出现这样的情况，可是不出现了。以前害怕，可是老有。其实这类情况，只要你能把握，效果特别好。

　　问：早期和现在的节目中都在请一些专家做嘉宾。请这类嘉宾有什么作用呢？

　　崔：如果我们讲实践，需要讲三天三夜，讲理论的专家一句话就可以把它说清楚。我们请专家是希望他能起到画龙点睛作用，可以把很复杂的事物概括出来。从实际生活中看，我们的专家在为民服务日，上街拦着你，说要给你测血压，这样他就能把血压高低这个事儿通俗地讲给你听。可是有时到了节目里，他们把理论通俗化非常困难，虽然话相对短了，但老百姓还是听不懂，起码我听不懂。

　　问：把现在社会中知识分子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那么什么样的谈话者是好的谈话者？

　　崔：谈话确实需要相互配合，好的谈话者可以给你留有余地，给你鼓励和信心。好的谈话需要放松的心态和相互的信任。做 《上学的外婆》时，策划反馈回来一个信息，说外婆的女儿不喜欢我，说那个主持人很坏，她妈妈不适合做这个节目。做完节目之后我征求她女儿的意见，她女儿说，通过做这个节目，我改变了对你的看法。通过谈话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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