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维佳：善待媒体就是善待所有公众

接受专访

　　主持人：孙部长，欢迎您做客“走近我们的奥运”系列视频访谈节目，请您先跟网友打个招呼。

　　孙维佳：大家好！

　　主持人：第一个问题可能会让大家感觉会比较直接，国际奥委名誉会主席萨马兰奇曾经告诉所有奥运会的组织者一定要善待媒体，因为媒体将是一届奥运会的最终裁判，对这句话您怎么理解？

　　孙维佳：实际上这句话很好理解，大家知道一届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有很多场馆，但是毕竟一届奥运会直接到场馆观看比赛的这些观众是很有限的，在全世界有更多的人关注奥运会，他们不可能来到现场直接观赛，他们通常是的通过媒体来获得对奥运会整个进展和一些比赛的情况的。

我们通常是说一届奥运会通过各种媒体，包括我们现在说的广播电视媒体、文字媒体和网络媒体都加起来，可能会大约有40亿的观众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媒体的方式来跟踪了解奥运会。所以就这一点来讲我们说媒体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另外一方面，媒体对奥运会的报道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奥运会各种赛事和各种相关活动客观的一种报道，同时针对媒体的特点还有很多评论性的报道，一方面他们所提的问题在不同场合向主办方、运动员提的问题也是代表舆论的、代表受众的，他们所做的这个评论应该说某种意义上也是代表受众的。所以我们说一届奥运会来讲，对奥运会的组织者来讲，媒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因为他们对奥运会的报道决定着所有的其他的受众对奥运会的了解，因为他们对奥运会的评价，决定着其他的受众群对奥运会的评价。当然他们的评价并不是他们本身的评价，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实际上他们的评价间接的也反映出公众舆论对奥运会的评价，因此我们在善待媒体，不仅仅是善待媒体这些个体或者是某一个媒体或者某一个媒体的代表，实际上善待媒体间接上来讲应该说是善待所有的公众。

　　主持人：提到善待媒体，其实我觉得反映在善待媒体上是对媒体服务的细节，您能不能大概介绍一下我们本届奥运会与以往奥运会在对待媒体上、在媒体服务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孙维佳：应该说我们奥运会的媒体运行或者说媒体服务整个的计划是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要求来制定的，在制定我们计划上遵循了这样几个依据，第一个是我们活动的义务，应该说奥运会的组委会获得了主办权的时候会和国际奥委会签订重要的协议就是主办城市合同，这个主办城市合同就规定了一届奥运会的城市针对举办奥运会承担的所有工作、任务和相应的责任。这个主办城市合同有一个重要的附件叫做媒体技术手册，这个媒体技术手册里头分别对广播电视媒体的服务和运行和文字摄影媒体的服务和运行，都制定的非常详细的内容，这些内容就是我们制定奥运会的媒体运行或者媒体服务计划的重要运行。

　　另外一方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合同义务。比如说我们和各个转播商，也就是说获得了电视转播权的这些广播电视机构签订了这种转播协议，也有很多对媒体运行、媒体服务方面的约定。另外我们组委会和各个单项体育联合会，就某些个别赛事，每一个赛事的举办运行过程之中他所需要给媒体提供的相应的服务也有一些约定，这些合同的约定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义务，这些合同的义务我们组委会都有责任把它兑现履行出来，这是另外一个依据。

　　第三个依据，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依据，媒体的行为模式到底是什么，尤其是代表奥运会的媒体的行为模式是什么？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奥运会不仅仅是一个体育的赛事，同时也是一个媒体激烈竞争的平台。在这个奥运会的平台上，会有注册媒体22000个左右，包括广播电视媒体、文字摄影媒体，包括一些新媒体的代表，都在这样的一个奥运会的大框架背景之下进行了激烈的竞争，我们知道有些媒体限于自己的财力、限于国际奥委会对注册媒体名额的限制等等，不可能派很多的人同时报道一届奥运会，比如说到北京来进行采访报道活动，势必就形成一种局面，就是说一个媒体少数的几个注册的人员需要覆盖整个奥运会这么长时间、这么多项目，可想他的工作量很庞大，可想他们之间的竞争又多激烈。所以这些媒体他们的行为模式上，他们是很辛苦的，是相互竞争很激烈的，他们同时又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非常了解奥运会，同时他们跟踪奥运会多届或者同时还在跟踪像一些世锦赛、世界杯这样的比赛，所以他们对体育赛事，尤其是大型的国际体育赛事非常的清楚，对这些体育赛事上的媒体服务也非常清楚，什么服务类别、什么服务标准，他们非常清楚，所以他们对媒体的这种服务的评价会非常的在行。

　　另外，他们的需求量高。我们讲他的需求不是说一些无理的需求，比如说他们对采访的基础设施的需求，比如说他们对网络的需求、对通讯的需求、对交通的需求、对信息的需求、对技术整个支持的需求等等，这些需求的量非常都非常大。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转播商或者一个广播电视台，他如果全方位的覆盖一个比赛，他需要有自己的转播车，有不同的机位，有音频、视频、编剪、采访的记者，一系列的技术人员，这样对场地上也同样有这样的需求，比如他有设想机位、他需要有照明、有供电、需要有放置的场地。我们设置是非常合理的，量也非常大。

　　我们知道报道奥运会媒体的注册人员总数在一届奥运会期间高于所有的运动员、教练员和体联官员的综合，我刚刚讲到我们北京奥运会现在有22000名的注册人员，而教练员、运动员和官员加起来也不足2000人，所以那个量、那个客户群的人数众多或者说我们管他叫做奥运会的最大的持证客户群，这样的一个特点就决定了他一定是对各种U需求也是最大的一个客户群。比如说很好理解的一个事情，这样一个大的客户群一定是一个对交通最大的需求、对住宿最大的需求、对餐饮最大的需求、对所有工作条件最大的需求。综合起来这样的一些工作特点，我们叫做注册记者的行为模式也就决定了我们在做我们计划的时候要试图去满足他，要按照国际的惯例去满足他，也是我们进行媒体服务计划的第四个依据，就是奥运会的惯例。

　　奥运会的惯例是什么呢？有些奥运会的惯例已经内化为我们一些合同义务，就是经过历届奥运会不断的总结，和各个奥委会国际体联书面一些合同的约定，还有更多的惯例还停留在惯例的水平上，当然这个惯例对我们来进仍然是有借鉴参考意义的，甚至有的是有一定约束意义的，就是往届人们怎么做的我们也要这么做，为什么这么做？比如对媒体服务来讲，需要媒体来到北京以后感受到和以往奥运会和以往大的体育赛事同样的工作状况，我们不需要重新发明所有的规则和这些程序，我们只需要按照大家约定俗成的、行之有效的这样一套行为模式，按照这样的一套政策程序，来实现我们对他们的服务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惯例的这样一个作用，我们需要按照惯例实现我们的这些服务。惯例对他们来讲，对媒体来讲，就意味着是一种，在他一种熟知的、熟悉的、便利的工作条件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依据。依据这样的一些内容来制定的计划就一定是你所说的，是一个充满了细节了、充满了服务内容的这样一个计划。

　　我们的计划里头从服务上来讲，首先要确定服务类别，之后要确定服务标准和服务水平，每一个服务标准、服务水平包括服务类别都是由无数的细节来综合而成的。我可以给你举很多很多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在研究媒体村的运行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我们北京未来的媒体村有两个，一个是6千人的一个村，需要用好几栋楼来提供这样的住宿条件，这些塔楼高达30层左右，这些塔楼如果住满了我们电梯的运力是不是合适，能不能保证媒体早晨起来集中时候顺畅的交通，我们就做了几个不同的测试和理论的论证，论证多大的电梯容量在多长时间结合多大的客户群能够完成这样相应的垂直的交通，能够保证比如说客户群能够在十分钟之内完成他垂直的这样的交通，如果考虑到比如早上起来出行的时候可能出行的人员会跟下去用餐的人员有一个交叉，这样我们可能是双倍的人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电梯足够的运量。经过计算以后我们发现可能运量是不足的，我们采取两种措施，一个是限制使用的层高，就是说我们不会把这个楼如果30层全都使用，我们最后决定使用是10到20层，这样的层面，再抛弃底层会有一些公用的，真正的住宿成面可能是18到20层，另外我们增加了一部电梯。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细节，如果我们不去关注这些细节，可能入住第一天就出现问题，到那时候我们无法做任何的补救，因为人已经进入到里面了。所以很多这样的细节充实在我们的工作之中需要我们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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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姚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