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二沙头岛史记:为备战奥运而建
“民族英雄就是为国为民,像古代的民族英雄岳飞,为国尽忠。
★ 本刊记者/周丽娜(发自广州)
2007年,广州少有的寒冬,“广东体育运动技术学院”依然绿树红花,校内最新的综合训练馆正在挖地基,学院的前身是著名的二沙岛体育训练基地——全国第一个由国家投资兴建的训练中心。
在这里,曾经培养出过中国体育史上诸多第一:第一个世界纪录,第一个世界冠军,第一个打破世界游泳纪录者⋯⋯
虽然场馆外观和设施经多次翻修,但室外跳水台、综合训练馆的游泳馆内仍然醒目的“游泳——倾注了我们全部青春的事业,我们怎能不深深热爱”等口号,还可以让人感受到半个世纪前,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最初的激情。
为备战奥运而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全国尚没有一个能够供运动员训练使用的完整场馆,只在个别大专院校中有体育活动场地,但不足以提供专门训练。
1952年,全国选手队(即国家队)没有场地训练,不得不在天津外国租界的重庆路100号、原外籍人士的体育俱乐部进行集训。
历经1952年第十五届赫尔辛基奥运会的“屈辱”,为了迎战1956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第16届奥运会,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和国家体委人员着手研究集训方案,认为首先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运动员训练基地。考虑到地点要气候温和,便于开展全年训练,最后,花落广州。
1954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到广州选址,由当时的广州市市长朱光陪同视察,最后选择了珠江河畔二沙岛上的“颐养园”,决定将其扩建为新中国第一个体育训练基地。
在训练基地建成之前,包括游泳、篮球、足球和乒乓球等项目的90多名广东运动员都集中在越秀山集训,住在山上的仲元图书馆(现在的广州市美术馆)。荣国团当时就主要在越秀山训练生活。
贺龙此行也到越秀山看望广东运动员。洗永泉,是当时广东省足球队队员,第一次看到中央首长,心情很紧张。他至今记得,贺龙对大家说,他和陈毅副总理谈起体育工作,陈毅称运动员是民族英雄。
“民族英雄就是为国为民,像古代的民族英雄岳飞,为国尽忠。今日的运动员是为国争光⋯⋯国家体委在广州二沙头建体育训练基地,就是使你们更好地训练,练好技术,为国争光。广州是祖国的南大门,在体育战线上你们要守住南大门。”贺龙说。
如今,洗永泉作为二沙岛体育训练基地“活档案”,退休后被续聘,担起二沙岛文史编写的工作。
200万造“前所未有”的场馆
1954年,国家体委拨款200万给广东省用于修建二沙岛体育训练基地,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
同年夏天,二沙头体育俱乐部动工。作为广州的重大工程,与之处于相同地位的另两项工程是,修复解放前夕国民党队伍撤退时被炸毁的海珠桥,和“前苏联建设的成就展览会”工程。
体育场馆的设计参照当时世界上体育训练设施最先进的国家匈牙利——其在多瑙河畔建设了布达佩斯体育岛,将原来“颐养园”2万平方米的楼房面积改建为运动宿舍区,再征地扩建15万平方米土地为运动场馆。这些场馆一直使用至今。
后来为了筹办1987年的六运会,增建了广东体育馆和网球场馆,总面积增至20万平方米。
当时国家体委还邀请苏联的田径专家、国家田径队总教练吉洪洛夫担任顾问咨询工作。整个场馆布局可供田径、游泳、跳水、水球、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手球、棒球、垒球、体操、技巧运动、举重和500米自行车等20多个项目同时全天候进行训练。这样的场馆建筑规模不仅是国内前所未有,在国外也罕见。
而当时的中国,缺乏建筑机械设备,从事建筑业的工人也比较少,主要靠“工赈队”从事施工建设——因大批私营企业停业,工人没有生活来源,政府为了解决救济问题。组织了“工赈队”,意为“以工代赈”。
为了赶上备战第16届奥运会的训练,工人们日夜不停地工作。“颐养园”后面是水塘和水田,需要大量沙土铺垫成地,才能盖楼。可二沙头不通车,只能动员广州市所有木船来运沙土,夜间满江船只点起煤油灯穿梭卸土,如同繁星点点洒在江面上。
不过,最终场馆建设项目中有一项设施没能完成,即用作运动康复的芬兰浴(即桑拿浴)。因为当时不仅没有一个设计人员洗过芬兰浴,更不知道桑拿为何物,连相关资料都没有。只好作罢。
历时一年零八个月,1956年4月二沙岛体育训练基地工程竣工。在1954年的广州地图上还显示为“广州国际体育俱乐部”,后来才改名为“二沙岛体育训练基地”。先入住的是国家游泳队,当年6月,广州市体工队所有队伍也从越秀山仲元图书馆搬迁过来。洗永泉就是其中的一员。
“两边的差别就像天跟地一样。”73岁的洗永泉回忆起来还很兴奋。住在仲元图书馆时,30个运动员睡一间大房,男女区域挂块布隔断。这种状况从1954年一直维持到1956年搬进二沙岛体育训练基地。
训练基地的宿舍里,配置的是运动员们见都没见过的弹簧床,每张床上都有床单、毯子,还有独立卫生间。这些对当时的队员们来说,非常稀罕——弹簧床那个时候只为外宾准备。
“革命加拼命”的基地生活
当时的中国缺乏专业的体育训练方法和技术,惟一途径就是学习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技术。此外,还有大批海外爱国侨胞回归,被称为“海外兵团”,他们在二沙岛和队员们一起训练,跟随大家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一样拿每月17.5元的生活伙食补贴。这已是干部的待遇标准——军队里的普通士兵一个月的补贴是7.5元,一顿午饭6分钱,一个油炸鸡蛋4分钱。
“那时的生活就像电影中的少林武僧,运动员都要遵守一些‘清规戒律’,”洗永泉说,训练口号是“三从一大”,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贯彻大运动量的训练原则。
而重视强度和力度,“革命加拼命”是当时体育界的第一口号。
广东省第一个女乒世界冠军梁丽珍向记者回忆当年,在“为国争光”的雄心壮志下,她练得恨不得睡在球台上,练着练着,在她眼中,乒乓球变成了一团一团的虚像,后来又出现毛边的晕光,到最后,她眼中一个运动着的乒乓球甚至变成了一串白色的糖葫芦。
1955年,洗永泉比赛时踢断了腿,用三轮车拖着送到广州市人民医院,打石膏,两个多月后出院,三个月后就恢复训练。现在他感慨说,幸好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而很多在大运动量训练下的队员,日后都在身体上留下了疾病隐患。
除了技术训练,每天还有政治学习和文化课。隔周的星期一晚上是“生活检讨会”,每个人都要对自己两周以来在训练、学习和生活表现作自我鉴定,再由队友提出意见。
运动员的集训和生活都是军事化管理。无论严寒酷暑,二沙岛体育训练基地每天早晨广播里都准时响起起床集合的号声,出操后才能洗澡进饭堂吃早餐。
训练基地还有不成文的规定,运动员28岁以后才可以找对象。洗永泉说,单广东女子篮球队,就有很多运动员到了34岁、36岁才结婚,还要得到领导批准。
1959年,广东省参加第一届全运会。筹委会原先考虑所有项目都报名参赛,但滑雪、冰球等冰上项目确实无法参加。有人提议邀请香港马会的骑师代表广东参加赛马比赛,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无法实现;又有人说,体委里有些干部转业前是部队的骑兵,马术队可自己组织起来,这个提法得到领导的认可。随即,由原二沙头体育俱乐部副主任郑福民组织成立了马术队,从自行车队里抽出男女共四名队员组成马术队。
广东当时没有马,只有驴,于是又派人到湛江驻军马队处申请转让了四匹马来。派去找马的两个人一人拉着两匹马,走了五百多公里,好不容易把马匹从湛江运到广州,可在体育场跑道策骑时,马匹跑了两圈后就前蹄发软,差点人仰马翻,原来找来的马匹只能驮物缓行,并不适合充当以速度见长的赛马。马术队就此解散。事后,有人开玩笑说:“匆匆招兵买马,随后散兵卖马。”
《毛泽东选集》做奖励
“我们这代人是为了奥运而训练,但是没有参加过奥运会。”梁丽珍说。
1956年10月上旬,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第16届奥运会体育代表团组成,包括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共92人,国家体委副主任蔡树藩担任团长,到二沙岛进行集训。
11月6日,中国奥林匹克代表团团长在二沙岛水上餐厅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就国际奥委会坚持邀请台湾单独派遣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提出了严重抗议。同时声明,中国体育代表团不参加第16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就地解散。
为了弥补缺憾,近几年来,梁丽珍自己出资办了《奥运珍藏展》和《中国乒乓球长盛不衰专题展》,在广东各地巡回展出。
而五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个珠江中的绿色沙洲上,除了体育训练基地、星海音乐厅、广东美术馆,更迅速出现了一片片高尚的生活住宅小区和沿江别墅。二沙岛的公寓价格达到了每平米两万到三万元之间,而沿江别墅早就买到了每平米十万元。
今昔对比,梁丽珍感慨地说:“我们年轻时倡导无私奉献,没钱的。”
1961年,第26届世锦赛,中国乒乓球队夺得男子团体冠军,并囊括男子单打前三名和女子单打冠军,运动员每人获得的奖励是一套《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两年后,第27届世锦赛,国家乒乓球队荣获一等功,奖励是精装《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65年,第28届世锦赛,国家乒乓球队摘回男女团体等五项冠军,奖励《毛泽东选集》袖珍本。
当时,《毛泽东选集》每一次出版都是举国欢庆的事,运动员是最早拿到毛选的人群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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