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体育青铜时代回溯:全民体育的火红青春

　　荣高棠：新中国体育蓝图的草创者

　　作为国家体育事业探索的领导者和前锋，荣高棠就像在一张白纸上慢慢摸索，在上面小心翼翼地写出中国人对体育的理解

　　★ 实习记者/万佳欢

　　2006年11月15日，距北京奥运会开幕不到2年，94岁的荣高棠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荣高棠，是中国体育历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1949年筹备召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1952年一手筹建中央体委，晚年被国际奥组委授予中国第一枚奥林匹克银质勋章。

　　作为第一代体育事业的重要开拓者和建设者，毛泽东称他是“管六亿人民大事的人”，运动员们称他为“大家长”。

　　请毛泽东为体育题辞

　　荣高棠37岁之前，除了在清华念书时曾入选过篮球校队，几乎没有跟体育工作产生过什么交集。很多年以后，荣高棠对他的秘书周铭共说：“(此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以后会从事体育工作。”

　　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荣一直从事青年工作。后来成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荣高棠”第一任秘书的刘秀政还记得，1948年在石家庄第一次见到荣高棠的情景，“他穿着样式简单而整洁的中山装，个子不算太高，活跃、潇洒，很有魅力，指挥大家唱歌时，学生们都在下面喊：‘高棠来一个！’他便笑着唱一段。”

　　那时的刘秀政还不到20岁，作为上海学生的代表有缘见到荣。

　　建国之后，体育工作划归团中央，受组织上的安排，时任团中央秘书长的荣高棠懵懵懂懂接手了体育工作：从筹备召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到建立新中国体育事业的第一个群众性的领导组织，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体育第一人”。

　　体育事业从零开始，工作千头万绪，荣高棠决定从群众抓起，让老百姓知道体育的重要性。“可那时候都在奔生活，哪有富余的精力来搞体育？”刘秀政说，“推动群众体育很费劲。”

　　荣高棠很快就想出了解决方案——争取中央的支持。为此，荣高棠、黄中等想尽办法，请毛泽东为体育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从此，这两句话成为开展国民体育运动的指针。

　　毛泽东还曾经提出过“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却遭人质疑，于是荣高棠就趁开团代会的时候问毛泽东：“主席，有人说‘三好’不是您提的。他们说，身体好怎么能放在前面呢？”毛泽东笑笑说：“身体不好，怎么学习，怎么工作呢？”

　　就这样，体育作为一种大众活动，在中央的支持下逐步开展起来。荣高棠也开始慢慢找到了体育工作的感觉。

　　但实际上，1949年后，体育在人民大众和很多干部中还是没有受到重视。60年代担任荣高棠秘书的易厚高说，“那时候包括我自己都有这个想法：体育不就是体育吗？”

　　“荣高棠‘真正地’开始重视体育、从事体育，完全是在1952年第十五届奥运会以后。”周铭共对记者说。

　　赫尔辛基拐点

　　到今天，我们恐怕很难估计“赫尔辛基”这几个字之于荣高棠本人的意义。可以说，芬兰赫尔辛基奥运会上的遭遇使荣高棠对从事体育的目标产生了巨大转变。

　　其实，赫尔辛基绝不仅仅对荣高棠个人有重大意义，它对整个中国体育的发展和走向所产生的影响都是相当重大的。在某种意义上，有赫尔辛基之行的遭遇，才有了整个中国竞技体育制度的雏形。

　　1952年7月18日，荣高棠收到国际奥委会对新中国发出的第一次邀请电报时，距第15届奥运会开幕式只差几个小时了。他当时不很主张去，除了台湾问题外，还考虑到我们的运动员水平落后，担心会给新中国抹灰。

　　然而，周恩来迅速做出“要去”的紧急批示。于是新中国第一个赴奥运会的代表团火速组成：荣高棠和黄中带队，运动员只有足球、篮球两支队伍和一名游泳选手吴传玉。而当他们匆匆赶到芬兰的赫尔辛基时，赛程已过半，只赶上参加一场男子100米仰泳预赛。

　　荣高棠还是被在赫尔辛基的所见所闻刺激了：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也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却一鸣惊人，金牌一块接着一块地拿，几乎与美国平分秋色。之后，他应苏联代表团的邀请访问莫斯科，与苏联的奥运代表团同机抵达莫斯科，一下飞机，荣高棠被人山人海的欢迎场面惊呆了。

　　“从机场到克里姆林宫，人们一遍遍地朝着体育英雄高呼‘乌拉！’⋯⋯沸腾的人群像洪水一样⋯⋯当时我就一个感觉，运动员拿了冠军，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影响真大！”荣高棠后来这样回忆道。

　　周铭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之前根本就没想到体育会有那么大的作用和内涵。”

　　几乎在同一时间，黄中在波兰华沙的足球场上如坐针毡。跟荣高棠在赫尔辛基分手后，他带领中国足球队在华沙与波兰队打了一场友谊赛。

　　黄中和当时中国驻波兰大使在主席台第一排就坐，十几分钟之后，他们就呆不下去了——比赛完全呈现了一边倒的局面。中国队基本是毫无进攻之力，不一会儿就被对手连续进球。每进一个球，全场观众的目光都“刷”地转向主席台上的中国官员。黄中尴尬得头都不敢抬，后来干脆悄悄地溜到后排去坐了。

　　比赛结束回国，荣高棠在听了黄中的汇报后，急迫地说，“一定要想办法！我们光是群众团体管体育，太弱了⋯⋯我正在打报告，要求中央批准成立一个政府部门把体育管起来！”

　　在报告中，荣高棠一方面汇报奥运会的情况，另一方面对接下来的体育工作提出了5点意见，包括学习苏联，成立一个政府体育部门，并请像贺龙这样德高望重的领导挂帅，加强学校体育、召开全运会、修建体育场等等。

　　这5条意见，实际上为新中国体育后来的发展搭建起了一个粗略的框架。

　　那位驻波兰大使也专门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希望中央重视体育，说一个国家的运动技术水平对于国家的形象太重要了，他认为像这样的水平，跟新中国的国际地位非常不相称。

　　荣高棠的报告上呈后，前后仅三天时间，刘少奇、毛泽东和邓小平三位领导接连做出批示，邓小平还亲自把他叫去，对报告提出了一些意见。“他(邓)的首肯和补充，已经使新中国体育发展的脉络和规划基本形成。”周铭共说。

　　仅两个月后，政务院下的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简称中央体委。贺龙为主任，荣高棠为秘书长。从此，荣高棠正式调出团中央，开始了他专业体育政治家的历程。

　　进驻“战斗第一线”

　　1960年，中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投向体育的资金极为有限。学校体育课停课、运动队训练停练，很多项目的开展都陷入停顿。

　　“当时吃饱饭都成问题。贺龙甚至把射击队组织到内蒙古去打猎，解决运动员吃肉的问题。”北京体育大学教授熊晓正告诉记者。

　　就在这年年初，由体委几十名领导组成的“乒乓球队蹲点小组”在荣高棠的率领下，浩浩荡荡进驻北京工人体育场，与乒乓球队同吃同住，周六才回一次家。按照周铭共的说法，荣高棠决心很大，“颇像战争年代的前线指挥所驻扎在战斗第一线。”

　　作为这场“战役”的总指挥，荣高棠所面对的是：1958年后由于体育“大跃进”造成的战线过长、摊子过大的情况。加上因自然灾害，资金极其有限，国家体委提出“缩短战线，确保重点”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简单说，就是集中有限的经费，放在重点项目上。

　　而当时所有项目中的“重中之重”，就是乒乓球。1958年中国和国际奥委会正式断交后，只有乒乓球等极个别的项目和国际单项协会有一些联系，还可以参加世界比赛。而1959年容国团拿下第一个世界冠军后，1961年又将在北京举办第26届乒乓球世锦赛，更为这个重点项目添足了砝码。

　　荣高棠几乎“全身心”地扑到了乒乓球队身上。训练时，他帮助球员捡球、搬桌子；休息时，他跟球员们聊天，了解他们的思想，帮助球队整顿作风和纪律。有时候队员们训练累了情绪不高，荣高棠就带着他们爬香山、唱歌。打扑克时，输了他照样会钻桌子。

　　26届世乒赛前夕，日本队的秘密武器弧圈球成为中国队心里的一块阴影，队里有点谈“弧”色变的味道。荣高棠得知后，立即召集人手，照着杂志研究这种球的打法，配合主力队员进行练习。此外，还选派运动员乔装到香港去看日本队比赛，研究对手战术。

　　荣高棠花的大力气很快收到了回报。第26届世锦赛上，中国队获三项冠军，1965年第28届又夺得5枚金牌，并由此创造中国乒乓球半个多世纪长盛不衰的奇迹。“在最困难的时候，乒乓球的成绩让全国人民长了志气，体育(在民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了。”时任荣秘书的易厚高对记者说。

　　与乒乓球成绩的发展相伴，中国竞技体育也逐渐找到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发展模式，即“举国体制”。在那个年代，这条发展道路为新中国带来了60年代竞技体育的新高潮，其他一些重点项目的国内比赛成绩也有了大幅度提高。

　　体育事业随文革而止

　　正当荣高棠为取得的成绩喜上眉梢的时候，一场时代的厄运从天而降。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荣高棠因在一次体工会报告中说的一句“毛主席也说过，讲错误，我的错误可以成车拉”，使自己成为造反派火烧炮轰的首要目标。1966年12月24日，他又一次走进自己亲自参与建设的北京体育馆，参加的却是“批判斗争荣高棠大会”。这次最后的批斗会宣布了他的“政治死刑”，第二天，造反派闯进了荣家，将他带走实行隔离审查。

　　走前，荣高棠拍了拍女儿的背，面无表情。此后，他开始了长达8年的牢狱之灾和5年劳动改造生活，他的生活和事业都在转眼之间戛然中断整整13年。

　　十年内乱也让整个新中国竞技体育掉入了低谷。体育组织管理系统全面瘫痪，运动队的正常训练基本停止⋯⋯

　　文革后，67岁的荣高棠再次被任命为国家体委副主任。第二年，他将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名额让给年轻的何振梁，随后退居二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