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运动从20世纪60年代之后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

一方面是出于政治原因，对奥运会的抵制连续不断，规模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是旧有的经营模式使举办奥运会成为巨大的经济负担，一个个实力雄厚的举办城市债台高筑，而国际奥委会自身的资产到1972年不足200万美元。布伦戴奇离开主席的位置时，曾告诉他的接任者基拉宁，奥运会还能撑两届。

   布伦戴奇的话似乎灵验了。蒙特利尔的财政危机直到70年代后期阴影不散，使得下届奥运会仅有莫斯科和洛杉矶两家申请，而第23届奥运会若无洛杉矶自告奋勇，几乎要出现无人主办的尴尬窘境。奥林匹克运动面临的危机摆在了国际奥委会新一代领导人面前。

   1979年10月25日，中国重返奥林匹克之门在日本名古屋打开了。国际奥委会以62票赞成、17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了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议。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在垂暮之年说道：“我担任主席期间，最重要也最称心如意的是，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奥林匹克运动。”

   名古屋会议前夕，国际奥委会委员、澳大利亚人高斯帕，受基拉宁之托来到北京，希望说服何振梁，让中国在奥运会上使用国际奥委会会旗和会歌，以便加快回到奥林匹克大家庭的进程。高斯帕回忆道：在我的谈话结束后，整个会场陷入一片寂静。最后，说着一口流利英语的何振梁很有礼貌地告诉我：“高斯帕先生，你对我们的历史知之甚少，尤其是从1949年以来的历史。我知道你大学学的是政治学，这方面我就不和你说太多了。当我们这样流血流汗，当我们努力去建设新中国的时候，我们不可能用其他人的歌曲，我们不能走在其他旗帜的后面，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1980年2月，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普莱西德湖第十三届冬奥会。这是中国离别26年后的第一次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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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老肖)